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然后是掌声。
张川坐在第三排,跟着鼓掌。他看见巴图把文件放下时,手指在桌沿上搭了几秒。老刑警的手,稳了一辈子,那一刻微微有些抖。
散会后,刘强凑过来,压低声音。
“川哥,你说咱们能批下来吗?”
“能。”
刘强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张川没回答。
他走到窗边。六月阳光白晃晃的,把窗台上那盆绿萝照得发亮。
他想起前世。
2003年非典,刑警支队没有集体一等功。不是表现不好,是没有申报。那年全市公安系统都在忙着抗疫,等疫情结束,这份功劳渐渐被淹没在更急迫、更轰动的案子里——比如固阳那起四十二人死亡的投毒案,比如年底的严打行动。
等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年春天。
“集体一等功”这几个字,在档案室里落了十年灰。
这一世,它不会再落灰了。
六月底,正式批复下达。
鹿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集体一等功。
表彰大会定在七月十日。张川接到通知时正在固阳出差,电话里巴图只说了一句话:
“回来领功。”
他挂了电话,站在固阳县城的街边,看着那块熟悉又陌生的招牌——“老马家面食店”已经换了新门脸,招牌漆成鲜红色,老板娘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女人。
四十二个人不在了。
但面食店还在。
七月十日,市局礼堂。
张川穿着熨过的警服,坐在第三排。台上,巴图代表刑侦支队接过那面锦旗,红底金字,烫着“集体一等功”五个字。
闪光灯连成一片白。
张川没看台上。
八月,疫情彻底结束。
鹿城恢复了三年前的节奏——街上人挤人,早点摊排长队,网吧包夜要提前三天预定。蓝鸟网咖的流水恢复到春节前水平,左来已经开始跟张川商量开分店的事。
他把分店计划搁在一边。
九月,中国刑警学院函授本科开学。
张川请了半天假,开着父亲那辆巡洋舰去呼市报到。成教处的老李还认得他,把学生证递过来时,说了一句:
“五年,很快的。”
他把学生证揣进内兜。
出门时,迎面碰上几个穿警服的年轻人,应该是新一届的函授生,眉眼稚嫩,说话声音都透着兴奋。其中一个问他:“师兄,领教材在哪边?”
他指了方向。
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把影子投在地上。
他想起1996年,自己第一次走进警校大门。
那年他十八岁。
今年他二十四岁。
还有五年。
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