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机扣在副驾座上。
窗外，昔日繁华的钢铁大街空无一人。只有警车偶尔驶过，红蓝灯光无声地旋转。
四月二十二日，巴图在晨会上宣布：刑侦支队全员编入全市疫情防控突击队，24小时备勤，吃住在单位，非紧急情况不得离岗。
张川回家收拾换洗衣物。母亲站在玄关，看着他往旅行袋里塞剃须刀和充电器。
“你那个网吧……”
“关门了。”
“那些货……”
“卖完了。”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钱够花不？”
张川拉上旅行袋拉链。
“够。”
他走到门口，换鞋。母亲还站在玄关，手里攥着一条没拆封的围巾——那是年前织的，藏蓝色，原本打算春节给他。
“妈，我走了。”
“嗯。”
他没有回头。（各位兄弟们，一定要生一个小棉袄）
四月二十五日，全市确诊病例上升至三十二例，疑似病例过百。
刑侦支队办公楼成了半个作战指挥部。巴图的办公室里支起行军床，烟灰缸每小时要倒一次。走廊里跑动的是戴三层口罩的技术员，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印机吐纸的声音像机关枪扫射。
张川和刘强、吴日娜分到同一个卡口班次。
吴日娜第一次穿防护服，拉链拉到一半卡住了，刘强在旁边憋着笑帮她弄了半天。换好之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臃肿的白色身影，沉默了三秒。
“像不像企鹅？”
刘强终于笑出声。
张川没笑。他站在卡口边上，看着远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呼出的热气糊在护目镜内侧，擦掉，又糊上。
四月二十八日，流调任务下来。
一名确诊患者曾在发病前去过昆区某大型超市，需排查密接者四百余人。刑侦支队抽调二十名民警，配合疾控中心开展轨迹核查。
名单摊在会议室长桌上，每人领一叠。张川分到三十七个名字，全是陌生电话和模糊住址——城中村、出租屋、群租房。
他打了三十七通电话，上门找到二十九人，强制隔离落实十七人。
其中一户，开门的是个七岁女孩，父母都在隔离点，她一个人在家待了三天。张川联系社区安排专人送饭，平时多照顾一下。临走时女孩趴在门缝里问他：“叔叔，我爸妈会死吗？”
他说不会。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五月二日，鹿城连续七天无新增病例。
五月四日，首批封控区域解封。
五月六日，网吧恢复营业。左来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川哥，开门了。”
“生意怎么样？”
“没人。街上都没人。”
“会好的。”
五月十日，全市中小学复课。小雪戴着妈妈缝的布口罩去上学，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把口罩扔进门口专用垃圾桶，然后洗手，洗三遍。
五月十五日，非典疫情正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刑侦支队从战时状态解除，全员分批补休。张川排在第三批，轮到他的那天，他没回家开始补觉。
五月底，疫情平稳。
六月初，省厅表彰文件下达。
张川是在晨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巴图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念得很慢。
“鉴于鹿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在非典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全警投入、昼夜奋战，圆满完成流调溯源、卡口查控、涉疫案件打击、突发事件处置等各项急难险重任务，无一人退缩、无一人感染、无一案积压——经省公安厅党委研究决定，拟为刑侦支队申报集体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