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江安正同志，”他说，“病退报告昨天批了。”
他的语气很轻描淡写。
像在说今天中午食堂的红烧肉有点咸。
陈清泉的心脏跳了一下。
只是一下。
他很快把它压住了。
“江院长是累病的。”沙瑞金说。
他顿了顿。
“他在京州中院干了二十二年。”
他又顿了顿。
“二十二年，办了四千多件案子。”
他顿了一下。
“没有一件冤假错案。”
他看着陈清泉。
“这个记录，不容易。”
陈清泉没说话。
他知道江安正。
那个瘦小的、永远穿旧制服的老头。
开会的时候坐最后一排。
讲话的时候声音很轻。
批判决书的时候，逐字逐句改，连一个逗号用错了都不放过。
他当副院长那几年，江安正从不找他谈话。
不批评。
也不表扬。
就像没有他这个人。
但有一次。
那是他“学外语”事件之后第三个月。
江安正路过他办公室门口。
停下来。
站在门口。
看了他三秒。
然后说：
“陈清泉，那件案子，你判对了。”
就走了。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江安正说的是哪件案子。
但他记住了那句话。
记住了那个站在门口、背微微佝偻、说话声音很轻的老头。
“江院长的病，”陈清泉说，“严重吗？”
沙瑞金顿了一下。
“胃癌。”他说。
他顿了顿。
“早期。”
他又顿了顿。
“手术后恢复得还行。”
他顿了一下。
“但他不想干了。”
他看着陈清泉。
“他说他这辈子，该办的案子办完了，该教的徒弟教出去了。”
他顿了顿。
“剩下的事，该年轻人干了。”
陈清泉没说话。
他想起上周去医院。
江安正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烂的《民法通则》。
他看见陈清泉进来。
放下书。
“你来了。”他说。
陈清泉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
江安正也没等他说话。
他指着窗外。
“那棵银杏，”他说，“我进法院那年种的。”
他顿了顿。
“那时候才这么高。”
他比划了一下。
到他腰的位置。
“现在，”他说，“比六层楼还高了。”
他笑了一下。
“树比我争气。”
陈清泉当时没接话。
他站在病床边。
看着窗外那棵银杏。
叶子正黄着。
风一吹，哗啦啦落一地。
“江院长，”他说，“您好好养病。”
江安正没回答。
他把书翻开。
继续看。
陈清泉站了一会儿。
转身走了。
他走到门口。
江安正忽然开口。
“陈清泉。”
他停下来。
“那件案子，”江安正说，“你真的判对了。”
陈清泉回过头。
江安正没看他。
他看着手里的书。
“以后，”他说，“继续判对。”
陈清泉站在门口。
站了很久。
“……好。”他说。
他推门出去。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江安正。
“组织部正在考察接任人选。”沙瑞金说。
他的声音把陈清泉从回忆里拉回来。
“你——”
他顿了一下。
“好好干。”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
像随口嘱咐。
像长辈对晚辈说“路上慢点”。
但陈清泉知道，这不是随口嘱咐。
这是递到他面前的一把刀。
刀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