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从烧伤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正头顶了。
十一月的太阳不毒。
是那种温吞吞的、像隔夜茶水一样的淡金色。
他站在医院门廊底下。
那辆旧奥迪还停在老位置，司机靠在车门边抽烟，烟灰攒了老长一截，风一吹，扑簌簌往下掉。
他看见陈清泉出来，赶紧把烟掐了。
“陈院，”他说，“去哪儿？”
陈清泉没立刻回答。
他站在那里。
看着马路对面那棵梧桐树。
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蓝天下，像一把倒插的扫帚。
树下有个老太太在卖烤红薯。
铁皮炉子，蜂窝煤，黑漆漆的烟囱伸出来，冒着细细一缕白烟。
她旁边蹲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把红薯从炉膛里一个一个夹出来，在铁架子上码成整整齐齐的一排。
陈清泉看了很久。
司机不敢催。
他把那截没抽完的烟揣进裤兜，靠在车门边，等着。
过了大概两分钟。
陈清泉收回目光。
“省委。”他说。
他拉开车门。
坐进后座。
司机愣了一下。
他没问。
他发动车子。
奥迪缓缓驶出医院大门。
后视镜里，那棵梧桐树越来越小。
那个老太太。
那个小姑娘。
那一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烤红薯。
它们慢慢变成一个黑点。
然后拐过一个弯。
什么都看不见了。
……
车上很安静。
司机把收音机关了。
连空调出风口都调小了一档。
他透过后视镜看了陈清泉一眼。
陈清泉靠在座椅上。
闭着眼睛。
右手搁在膝盖上，纱布缠得很整齐，日光从车窗斜斜打进来，在他手背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他呼吸很轻。
轻到几乎听不见。
司机把目光收回去。
专心开车。
他在这条路上跑了十一年。
给四任院长开过车。
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到奥迪，从法院老楼到新楼，从市里到省里。
他送过很多人去省委。
有的去了，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坐在后座一句话不说。
有的去了，回来的时候面泛红光，连下车都哼着小曲。
有的去了，再也没回来。
他没问过陈清泉。
十一年的职业素养告诉他，有些事，不该问。
但他今天破例了。
“陈院。”他说。
后座没回应。
他又喊了一声。
“陈院。”
陈清泉睁开眼睛。
“嗯。”
司机顿了一下。
“您……吃早饭了吗？”
陈清泉看着他。
司机把目光收回，盯着前方的路。
“我就是问问。”他说。
他顿了顿。
“没吃的话，前头有家包子铺。”
他又顿了顿。
“他们家的豆腐脑也不错。”
陈清泉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车子正经过一条老城区的小街。
两边的梧桐树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阳光从枝叶缝隙漏下来，在沥青路面上印出无数片细碎的光斑。
包子铺在街角。
招牌褪了色，“老刘包子铺”五个字只剩三个半，刘字只剩个立刀旁。
门口排着七八个人。
都是穿工装的，安全帽夹在胳肢窝里，烟叼在嘴角，一边等一边刷手机。
陈清泉看了三秒。
“不用停。”他说。
他顿了顿。
“我不饿。”
司机没再说什么。
他把方向盘往左打了一把。
奥迪拐出小街。
驶入主干道。
省委大楼越来越近了。
……
上午十二点零七分。
陈清泉站在省委主楼门厅里。
值班的还是早上那个秘书。
他看见陈清泉，从柜台后面站起来。
“陈院长，”他说，“沙书记在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