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发出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头版头条，黑体大字。
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的报纸也纷纷转载，有的加了编者按，有的配了评论。
“八路军那个张司令员说得对！掘开黄河淹死自己人，这是人干的事吗？”
“几百万老百姓啊，就这么没了家，还得挨炸，还有天理吗？”
“蓝星党那些大官，平时肥头大耳，老百姓死活他们管过吗？”
愤怒归愤怒，骂完以后，更多的人开始行动。
上海的职业青年组织了“豫皖难民救济会”，三天之内募捐了五万块大洋、两千件棉衣、三十箱药品。
香港的华商总会发动商界募捐，一船一船的粮食、面粉、罐头运往内地。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赓得知消息，当即号召华侨捐款捐物，第一批物资很快就从新加坡起运。
甚至连重庆的一些开明士绅，也悄悄派人把粮食送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嘱咐“一定要送到张司令员手里”。
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蓝星政府手里，再由他们分发到灾区。
这是规矩——蓝星政府控制着交通线和主要城市，任何物资想要进入豫皖苏灾区，都必须经过他们的“统一调配”。
张松溪当然知道这规矩有问题，但他没得选。
第一批物资到的时候，他亲自带人去接。十几辆大卡车，从周口方向开来，车上堆满了麻袋和木箱。
押运的是蓝星政府的一个科长，姓周，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点头哈腰，嘴上说得漂亮：
“张司令员，委座对灾区非常关心，这批物资是第一批，后续还有。请您清点一下。”
张松溪没有跟他废话，他们的尿性谁不知道，张松溪让后勤处的同志一箱一箱地搬下来清点。
粮食、药品、帐篷、棉衣、罐头，种类不少，数量看起来也不少。
“司令员，”后勤处长钟卫国拿着一本账本走过来，脸色不太好看。
“不对数，清单上写着大米一万斤，实际只有七千斤；药品写着消炎粉一百箱，实际只有六十箱，而且……”
他压低声音，“我看了，那消炎粉的颜色不对，怕是过期了，帐篷更离谱，清单上写着五百顶，实际送来三百顶，而且那布料薄得跟纸一样，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洞。”
张松溪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走到卡车后面，扯开一个麻袋，抓起一把米。
米是黄的，有一股霉味，拿在手心里粘糊糊的，分明是发了霉的陈米。
他又打开一箱药品，撕开一包消炎粉，倒出来一看，粉末结块发黑，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
“周科长，”张松溪转过身，盯着那个金丝眼镜，声音冷得像冰，“这是怎么回事？”
周科长赔着笑脸，擦了擦额头的汗：“张司令员，这……这可能是运输途中受了潮，您也知道，这几天雨水多……”
“受了潮？”张松溪把手里的霉米摔在地上，“这米发霉了，你告诉我受了潮？这消炎粉过期了三年，你也告诉我受了潮？你们就是这样救灾的？”
周科长的脸白了，结结巴巴地说：“张司令员，这……这不关我的事啊，我就是个押运的，上面给什么，我就送什么……”
“上面是谁？”张松溪逼前一步。
周科长不敢回答，低着头，浑身发抖。
张松溪没有再问，他知道，问也问不出来，这种事，不是一个小科长能决定的。
背后的那些人，坐在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喝着红酒，搂着女人，随便拨拨算盘，就能从灾民嘴里抠出几百万大洋。
“物资留下，”张松溪转过身，对钟卫国说，“清点造册，能用的用，不能用的……也不能扔，霉米淘一淘，煮成粥，总比没有强，过期药品分类，实在不能用的，销毁。”
钟卫国点了点头，转身去安排。
张松溪又看向周科长，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过去：“你回去告诉上面那些人，就说我张松溪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发国难财，是要遭报应的。”
周科长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上了车，卡车一溜烟跑了。
当天晚上，张松溪坐在指挥部里，面前摊着那份物资清单，手里攥着一支铅笔，指节发白。
谭成荣坐在对面，也在看那份清单，眉头拧成了疙瘩。
“司令员，”谭成荣开口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发霉的粮食，过期的药品，破得像纸的帐篷——他们把灾区当成垃圾场了？把老百姓当成要饭的了？”
张松溪没有回答，他盯着那份清单，脑子里翻涌着收容站里那些难民的脸。
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抱着婴儿绝望哭泣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