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又多了一个烟头。他把烟灰缸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抽屉里的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他拿出来，翻到梁仲春给李士群送钱的那一页，看了很久。折痕已经很深了，纸纤维发白，几乎要断了。他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锁。
下午两点，刘翻译去了特高课。郑耀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小时，什么事都没做，就是坐着。窗外的光线慢慢变暗，云层把太阳遮住了，房间里暗下来，他没有开灯。吊扇停着，扇叶上的灰一动不动。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像是有人在他耳边敲钉子。
三点十分，电话响了。是刘翻译打来的。
“郑副主任，报告送到了。山本一郎不在，是他的副官收的。副官看了，说没有问题，让76号自己处理。还说谢谢梁处长的配合。”
郑耀先挂了电话。山本一郎不在，是他的副官收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山本一郎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或者说，他对这件事的兴趣不在报告本身，而在报告背后的东西。报告送到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要让76号知道，特高课在盯着他们。他要让梁仲春知道，特高课手里有他的档案。他要让李士群知道，特高课随时可以插手76号的事务。这份报告，不过是山本一郎手里的一张牌，他打出来，不是为了赢这一局，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他手里有牌。
四点钟，郑耀先离开了76号。他没有开车，步行往外滩方向走。一路上，他注意到身后有两个人跟着他。一个穿灰色短褂的男人，三十多岁，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说明他的左口袋里装了一个重东西，应该是手枪。另一个穿黑色长衫的，年纪大一些，四十多岁，走路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准，距离前面的那个人始终保持二十米。这两个人不是76号的人，也不是特高课的人。76号的人跟踪他，不会这么明显。特高课的人跟踪他，不会用中国人。这两个人是谁？他心里大概有了答案。
他在外滩的一家茶馆里坐了一个小时，要了一壶龙井，喝了两杯，剩下的倒掉了。那两个人在茶馆外面等着，一个在马路对面，一个在巷口。他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又跟上了。他没有甩掉他们，也没有试图确认他们的身份。他知道他们是谁的人，但他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已经发现了他们。
五点半，他回到76号。办公室里的一切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样，桌上的烟灰缸，抽屉里的账簿，墙上的挂钟。他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请柬，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明天晚上七点，百老汇餐厅，明楼。李士群让他请明楼吃饭，不是为了拉拢明楼，是为了试探明楼。李士群想知道，明楼到底是谁的人。如果是汪精卫的人，李士群就要拉拢他。如果是周佛海的人，李士群就要提防他。如果是重庆的人，李士群就要抓他。李士群自己也不知道明楼是哪一种人，所以他要试探。试探的工具就是郑耀先。郑耀先不能拒绝，也不能拒绝得太痛快。他要在李士群面前表现出一种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做的态度，这样才能让李士群觉得他是一个听话的人。
六点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李士群的，脚步很重，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咚咚咚，像是有人在敲鼓。脚步声经过郑耀先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往走廊尽头去了。郑耀先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看到李士群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黄色的牛皮纸，鼓鼓囊囊的，装了很多东西。他去哪里？郑耀先不知道。但他知道，李士群这个时间离开76号，一定是去见什么人。见谁？也许是周佛海，也许是松本太郎，也许是别的什么人。郑耀先不能问，也不能查。查了，就是找死。
他关上门，回到桌前，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今天早上倒的，早就凉了，铁锈味很重。他把杯子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烟雾在办公室里散开，和灰尘混在一起，空气里的味道越来越浑浊。
七点钟，天完全黑了。郑耀先站起来，关了灯，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光在水磨石地面上泛着冷光。他下楼，经过行动处的门口，门关着，里面没有灯光。梁仲春已经走了。经过情报处的门口，门也关着，但里面亮着灯，汪曼春还在。他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是汪曼春的声音，不高不低，语速很快，像是在训斥什么人。他加快脚步，走出76号的大门。
门口站岗的两个人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走到马路边，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说了明公馆的地址。他知道明楼不在家，明楼这个时候应该在南京，或者在经济司，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他去明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