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办公室，他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还有昨天那堆灰烬，灰白色的，和新的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片是哪一张纸条烧剩下的。他把烟灰缸推到桌角，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山本一郎那一页。折角还在，折痕很深，纸纤维被折得发白，快要断了。他看了几秒钟，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上锁。锁与不锁，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区别。李士群有钥匙，汪曼春也有。76号的每一间办公室，主任级别以上的人手里都有备用钥匙。这是规矩。规矩从来不是为了防君子，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
“郑副主任，李主任请您十点钟去会议室。经济司那边来人，商量物资押运的事。”还是李士群秘书的声音。
经济司。郑耀先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经济司来人。来的人会是谁？明楼是经济司的首席顾问，但这种跨部门的协调会，不一定是他亲自来。可能是明诚，也可能是经济司的某个科长。不管是谁，76号和特高课之间的摩擦已经影响到了物资调配的效率，经济司坐不住了。李士群昨天在办公室里提到过这件事——物资押运的人手被特高课抽走了，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今天经济司就来人了，说明李士群的动作很快，或者说，经济司那边的动作很快。
郑耀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九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马路对面，盯梢的人换了位置。穿灰色长衫的人不在了，穿黑色短褂的人也不在了，换成了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担子两头挂着各种小商品——针线、纽扣、松紧带、鞋垫、梳子、镜子。货郎蹲在路边，把担子放在地上，从担子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放下，拿起一把梳子梳了梳头。动作很自然，自然得像一个真的货郎。但郑耀先注意到了两个细节。第一，货郎的鞋是新的，鞋底没有磨损，鞋面上连灰都没沾多少。一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货郎，鞋子不可能这么新。第二，货郎放下担子的时候，担子落地很轻。一个装满小商品的担子，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落地的时候应该有沉闷的响声。货郎的担子落地几乎没有声音，说明担子是空的，或者里面根本没装多少东西。
郑耀先放下窗帘，转身走到桌前，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隔夜的，凉了，有一股铁锈味。他把杯子放下，没有续水。十点钟的会，不会开太久，他不需要喝水。
九点五十五分，他走出办公室，下楼。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行动处的人该出外勤的出外勤，该盯梢的盯梢，剩下的几个坐在办公区里喝茶看报纸。马组长不在，桌上的搪瓷茶缸还在，茶缸盖子上的半块烧饼不见了，换成了一张报纸，报纸上压着一支钢笔。郑耀先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报纸的头版标题是《和平军剿共大捷，毙匪千余》。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会议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和行动处隔着半条走廊。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李士群坐在长桌的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杯冒着热气。他的左边坐着刘翻译，右边坐着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四十出头，脸很瘦，颧骨很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往后拢着，抹了发油，在灯光下亮亮的。郑耀先认出了这个人。经济司的副司长，姓周，叫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周佛海的人，在经济司管物资调配，手里握着上海滩最肥的差事。周佛海的人，李士群的人，这两拨人在汪伪政府里明争暗斗，谁也不服谁。今天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物资押运的问题，骨子里是李士群和周佛海在掰手腕。经济司的货在码头上积压，损失的是周佛海的利益。李士群手里握着76号的人手调配权，他可以帮经济司解决这个问题，但不会白帮。
郑耀先进去的时候，李士群抬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郑耀先在李士群右手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对面就是那个姓周的副司长。姓周的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郑耀先没有从他眼睛里看到任何东西。这种人，眼睛是不会出卖他的。
“周副司长，人齐了。你说吧。”李士群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
姓周的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摊在桌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