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二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前面一个走得稳，后面一个跟得紧。脚步声在他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朝李士群办公室的方向去了。郑耀先听出了前面那个脚步声是谁的——刘翻译。刘翻译走路的节奏和别人不一样，他每一步之间的间隔几乎完全相等，像是用尺子量过的。这是军旅生涯留下的痕迹。后面那个脚步声他听不出来，但能猜到。这个时间点来见李士群的，不是特高课的人，就是周佛海那边的人。不管是谁，都和他今天的行程有关。
七点四十分，电话响了。
“郑副主任，车准备好了。李主任说，您八点出发去特高课。”是李士群秘书的声音，和昨晚一样的语调，不高不低，不快不慢。
郑耀先“嗯”了一声，放下电话。他把档案袋拿起来，检查了一遍封口。封口完好，里面的文件一张不少。他把档案袋夹在腋下，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行动处那边，几个穿黑衣服的特工端着搪瓷茶杯从宿舍区走过来，看到郑耀先，侧身让到一边，低着头叫了声“郑副主任”。郑耀先没有看他们，径直往前走。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均匀，不快不慢。经过行动处办公区的时候，马组长已经到了，坐在桌前啃烧饼，桌上放着昨天的茶缸。看到郑耀先，马组长站起来，嘴里的烧饼还没咽下去，含混地叫了一声。郑耀先点了点头，脚步没停。
楼下，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沪B-3927。不是他平时坐的那辆。那辆沪A-8862今天限行还是被调走了，他不清楚。司机是生面孔，三十出头，穿着灰色的制服，站在车旁，看到郑耀先下来，拉开车门。郑耀先上车之前，扫了一眼马路对面。那个穿灰色长衫的人还在，但换了一个人——今天的个子矮一些，帽檐还是压得很低。店铺门口台阶上坐着的那个人不见了，换成了一个卖香烟的小贩，挎着木箱子，蹲在路边，箱子打开着，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排香烟。街角那辆黑色轿车还在，沪B-6843，车窗还是关着。
郑耀先上了车，车门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车子发动，缓缓驶出76号的大门。他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沪B-6843跟了上来，隔着大约三十米的距离，不快不慢。司机也看到了，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没有说话。郑耀先也没有说话。他靠在座椅上，手指搭在档案袋上，目光落在车窗外面。
上海的早晨，街道上已经热闹起来了。卖菜的挑着担子在路边吆喝，菜叶子上还带着露水。几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女人蹲在路边淘米，米浆水从盆沿溢出来，流到路面上，汇进路边的水沟里。一个剃头挑子支在巷口，剃头师傅正在给一个老头刮脸，老头的下巴上涂满了肥皂沫，闭着眼睛，脸上是一种很舒展的表情。一个报童从车边跑过去，手里攥着一叠报纸，喊着“看报看报，和平军剿共大捷”。郑耀先的目光从报童身上收回来，落在前方。
特高课在上海的驻地在一栋灰色的楼里，离外滩不远。楼是英国人盖的，花岗岩的外墙，门廊很高，柱子很粗，像是银行或者商会的办公楼。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日本兵，步枪背在肩上，刺刀在晨光里闪了一下。车停在门口，郑耀先下车之前，往后面看了一眼。沪B-6843停在马路对面的一排法国梧桐下面，车窗还是关着。他下了车，走上台阶，日本兵拦住他，用生硬的汉语问：“什么人？”
郑耀先把证件递过去。日本兵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他，把证件还给他，侧身让开了。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很沉的声音，像是很久没有上过油。门后面是一条走廊，走廊很长，灯光昏暗，尽头有一扇门，门上面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特高课上海本部”几个字，字是凹下去的，填了黑漆。
走廊里有一个人等着他。不是山本一郎，不是刘翻译，是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人，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到郑耀先，他微微鞠了一躬，用很标准的汉语说：“郑副主任，请跟我来。山本课长在二楼等您。”
郑耀先跟着他走。走廊两侧是关着的门，门上没有标牌，只有编号。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到十号。走到十号门的时候，门突然开了，里面走出两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戴着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