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孙被提走的第二天下午，汪曼春走进了特高课的刑讯室。她是奉山本一郎的命令来旁听的，但她在推开门之前，已经在门外的走廊里站了将近五分钟。走廊里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光线惨白，照得墙壁上的深绿色油漆泛出一种近乎黑色的暗光。门是铁的，漆成灰色，门把手上磨出了黄铜的底色。隔着这扇门，里面的声音传不出来，但她能感觉到那种沉闷的震动——不是声音，是某种更沉的东西，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大锤敲打地面，震动通过水泥地传上来，沿着她的高跟鞋底，从脚踝一直传到后脑勺。
她推开门，走了进去。
刑讯室比她想象的要小。没有窗户，天花板很低，一盏日光灯悬在头顶，光线刺眼。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铁锈味，汗味，烧焦的皮肉味，还有碘酒的味道，混在一起，像一记闷拳堵在嗓子眼里。正中间是一把铁椅子，固定在地上，椅背和扶手上都有皮带扣，皮带是深褐色的，磨得发亮，边缘有些发黑。小孙就坐在这把椅子上。他的手被皮带固定在扶手上，手腕的地方勒出了紫红色的印子，手指肿胀着，指甲缝里塞着暗红色的东西。他的头垂着，下巴抵着胸口，看不清脸。身上的灰布夹克已经被扒掉了，只剩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上星星点点的，有红色的，有褐色的，也有烧焦的黑色的。
山本一郎坐在铁椅子正对面的一张木桌后面。他没有穿军装，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衬衫的下摆扎在裤腰里，腰板挺得很直。他的面前放着一份记录本和一支钢笔，记录本是翻开的，上面已经写了半页字。他旁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铁皮箱子。箱子的盖子合着，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房间的角落里还站着两个日本宪兵，腰里别着手枪，双手背在身后，面无表情。
汪曼春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是山本一郎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不在审讯者的桌子旁边，也不在被审讯者的正对面，而是在侧面的墙边，既能看到小孙的脸，也能看到山本一郎的脸，但自己不在任何人的视线焦点里。山本一郎在给她一个观察者的位置。既是旁听，也是旁观。
山本一郎看到她进来，微微点了点头，然后重新把目光转向小孙。他没有马上开口，而是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喝茶的声音在安静的刑讯室里显得格外清晰——杯盖碰着杯沿，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然后是水进入喉咙的声音。他放下茶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孙大勇，刚才的话，你再重复一遍。”
小孙的头动了一下。他慢慢地抬起来，脸在日光灯下暴露无遗。左眼肿成了一条缝，眼皮青紫色，亮晶晶的，像是里面灌了水。右眼还能睁开，但眼白上布满了血丝，瞳孔像一颗泡在血水里的黑豆。嘴唇破了一道口子，血已经凝固了，变成一条黑红色的线，从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他的下巴上有一道烫伤的痕迹，皮肤皱缩着，边缘发白，中间是粉红色的嫩肉。那是烟头烫的。
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沙哑的声音。声音太小，汪曼春没有听清。山本一郎也没有听清。他偏了偏头，朝小孙的方向倾了倾身子。
“大点声。”
小孙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咽了一口唾沫，唾沫里带着血丝，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声干涩的声响。然后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像是一面破锣被敲响，沙哑，颤着，但每个字还能分辨出来。
“粮食……交接记录上的数量，是我写错了。我文化不高，写错数字是常事。实际出货的数量和账面上是一样的。是我把一百写成了两百，还是把两百写成了一百，我自己也记不清了。笔误。不是调换。”
汪曼春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拢了一下。她的眼睛盯着小孙，但余光在观察山本一郎的反应。山本一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记录本的边缘轻轻敲着，敲了大约有七八下。然后他停下了。
“孙大勇，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前天也是这么说的。三天了，你的回答一个字都没有变过。”他的声音不大，语气也不严厉，像是一个老师在耐心地纠正学生作业里的错误。“这让我很为难。因为你说的是笔误，但交接记录上的数量出入不是一两袋，是一百袋。一百袋粮食，不是一百颗钉子。一个人写错数字，有可能把一百写成两百。但一百袋粮食从仓库出货的时候要过秤，要清点，要交接双方签字。过秤的人、清点的人、签字的人，三道关卡，三道目光。三道目光都看不出数量少了一百袋吗？”
小孙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刑讯室里闷热得像一个密封的铁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