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太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柜子里挂着几件男人的长衫和女人的旗袍，叠着几床被子。她把被子一床一床搬出来，放在床上。搬到最后，柜子的背板露了出来。那是一块大约两尺见方的木板，颜色和柜子其他部分一样，接缝处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异常。
梁太太把手伸进柜子里，在背板的右下角按了一下。咔嗒一声轻响，背板弹开了一条缝。她用手指扣住缝隙，把背板拉开。背板后面是一个暗格，大约一尺深，里面放着一只樟木箱子。箱子不大，两尺来长，一尺多宽，一尺多高，箱体是樟木原色，没有上漆，木纹清晰可见。箱盖上挂着一把铜锁。
梁太太把箱子搬出来，放在床上。然后她把那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锁开了。她没有打开箱盖，而是往后退了一步，看着郑耀先。
“老梁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她的声音很轻。“郑副主任，你能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郑耀先看着那只樟木箱子。梁仲春没有告诉他箱子里有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他。他和梁仲春的关系，没有深到梁仲春会把保命符的内容告诉他的程度。梁仲春说的“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一定不是他。梁太太把箱子拿出来，把钥匙交给他，是在赌。赌他不是汪曼春的人，赌他是真的来帮梁仲春的。但她心里也没有底，所以她把最后一个问题抛了出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如果郑耀先答不上来，她就知道他不是梁仲春说的那个人。
但郑耀先必须打开这个箱子。箱子里装的东西，关系到梁仲春能不能活着走出特高课，也关系到他的整个计划能不能走下去。
他看着那只箱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伸出手，把箱盖掀开了。
箱子里没有旧衣服，没有棉被。汪曼春的人打开的是床底下那只箱子——那是梁仲春故意放在那里给他们搜的。真正的箱子，藏在这个衣柜的暗格里。梁仲春做了两层壳。外层壳是床底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破烂。内层壳是这个暗格，里面才是真正的保命符。
郑耀先低头看着箱子里的东西。最上面是一本账簿，蓝色封皮，线装，大约两百页厚。账簿旁边是一叠信，信封大小不一，有的发黄了，有的还比较新，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信下面是一把勃朗宁手枪，枪身擦得锃亮，旁边放着两盒子弹。枪的旁边是一个天鹅绒的小袋子，袋口扎着。郑耀先拿起袋子，打开。里面是一只翡翠手镯，通透的绿，在昏暗的光线里也透着莹莹的光。就是去年中秋梁太太手腕上戴的那只。
他把袋子放下，拿起那本账簿。翻开第一页。纸张是上等的宣纸，墨迹是工整的小楷。上面记录的不是走私账目——走私账目在保险柜那套账本里已经记过了。这套账簿记的是别的东西。郑耀先翻了几页，看到了几个名字。有日本人的名字，有汪伪官员的名字，有租界洋行的名字，有青帮头目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日期、数字、和简短的备注。他翻到中间一页，停住了。
那页上写着一个人名——山本一郎。日期是去年的，数字是两万。备注只有两个字：军票。
郑耀先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了很久。山本一郎。特高课课长。去年收过梁仲春两万军票。军票是日本人在占领区发行的军用票券，和日元等值，在沦陷区当货币用。两万军票，不是小数目。梁仲春给山本一郎送这笔钱，是为了什么？账簿上没有写。但不需要写。一个76号的处长，给特高课课长送两万军票，无非是买路、消灾、求罩。这件事山本一郎不会想让任何人知道。梁仲春把它记在账簿上，就是在给自己攒保命符。
郑耀先合上账簿，拿起那叠信。橡皮筋已经老化了，轻轻一拉就断了。他把信一封一封地翻开看。第一封是汪伪政府财政部一个次长写给梁仲春的，内容是关于一批从天津运来的棉纱，信里提到“按老规矩办”。第二封是宪兵队佐藤队长的，用的是日本宪兵队的信笺，内容很短，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货已收到，后续按约定处理”。第三封是一个叫“老丁”的人写的，信纸是普通的毛边纸，字迹潦草，内容是关于一批西药的交接时间和地点。信的落款只有一个“丁”字。
郑耀先把这封信单独抽出来，又看了一遍。西药。交接时间。落款“丁”。老丁。丁默村。
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然后把所有的信重新用橡皮筋扎好，放回箱子里。账簿也放回去。手枪和子弹放回去。翡翠手镯放回去。箱盖合上，铜锁扣好。
他转过身，看着梁太太。
“箱子里装的是梁处长的保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