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太的手指在信封上停住了。
郑耀先继续说：“汪曼春的人来过了。他们翻了保险柜，翻了办公室，翻了这里。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梁处长确实藏了东西。第二，他们没找到。”
梁太太抬起头，看着郑耀先。她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麻木，也不是警惕，而是一种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积攒下来的犹豫。她的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郑耀先没有催她。他拿起茶几上那把茶壶，看了看。茶壶是宜兴紫砂的，壶身上刻着一枝梅花，刀法老练，是件好东西。他把茶壶放回去，手指在壶盖上轻轻碰了一下，壶盖和壶身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这把壶，是梁处长从无锡带回来的吧。去年中秋他跟我说过，说在无锡买到一把好壶，一个老艺人纯手工做的，花了五十块大洋。”
梁太太的眼神软了一下。不是因为茶壶，是因为郑耀先提到了去年中秋。那是她被反复盘问的这两个星期里，第一次有人用“去年中秋”这个词，用的是过去的、正常的、她丈夫还在家里的那种语气。汪曼春的人来，用的是审问的语气。特高课的人来，用的是命令的语气。郑耀先用的是聊天的语气。三种语气，三种身份。她听得出区别。
“郑副主任。”梁太太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老梁在里面，会不会死？”
郑耀先看着她。“只要我在外面，他就不会死。”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不是承诺，不是保证，而是一种陈述。像是一个人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的陈述。梁太太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多宝阁前，伸手把上面那只西洋座钟拿了下来。座钟下面压着一把钥匙，黄铜的，很小。她把钥匙拿起来，握在手心里，转过身看着郑耀先。
“老梁出事前三天，回来过一次。那天晚上很晚了，孩子都睡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让我去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他已经在门口穿鞋了。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如果哪天我回不来了，卧室床底下那个樟木箱子，你不要打开。会有人来取的。”
郑耀先的心跳重了一拍。
“有人来取。他说了是谁吗？”
梁太太摇头。“没说。只说会有人来取。那个人会说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说对了，就把箱子给他。”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的脑子里在飞速运转。梁仲春在出事前三天回过家，半夜坐在客厅里，第二天早上留下一句话。这说明他在出事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他不是突然被抓的，他是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抓。那个樟木箱子，是他预留的后手。箱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保命符。他没有告诉老婆箱子里是什么，是为了保护她——知道了反而危险。他说会有人来取，说明他在外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知道箱子里有什么，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取走箱子。但那个人是谁？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箱子还在吗？”郑耀先问。
梁太太没有回答。她握着那把钥匙，站在多宝阁前，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太清楚。西洋座钟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敲门。
“汪曼春的人来搜过。特高课的人也来搜过。他们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梁太太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床底下那个箱子，他们打开过。里面是几件旧衣服，一床棉被。他们翻了翻，扔在地上就走了。”
郑耀先看着她。
梁太太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得意，也不是庆幸，而是一个女人在独自守着一个秘密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有人可以说的那种复杂的情绪。她握着那把钥匙，转身朝楼梯走去。
“跟我来。”
郑耀先站起来，跟着她上了楼。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二楼的走廊很窄，两边是卧室和书房。梁太太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卧室门口，推开门。这是主卧室，比楼下的客厅小一些，但收拾得比客厅整齐。一张红木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米黄色的。衣柜靠墙立着，柜门关着。窗帘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