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很安静。明楼坐在后座，手里拿着那份松本太郎签发的物资调配令，眼睛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拉黄包车的，有挑担子卖菜的，有穿着旗袍逛街的女人，也有穿着西装匆匆走过的男人。这些人看起来和战前没什么两样，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同。每个人走路的速度都比战前快了，眼神也比战前警觉了。经过日本宪兵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加快脚步。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的人，都学会了这一套。不看日本人的眼睛，不走在日本人前面，不在日本人面前停留。这是活命的规矩。
明楼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上面的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了。粮食一万两千吨，棉布八千匹，药品三百箱，还有汽油、钢材、橡胶。这些东西如果全部从上海调出去，上海的物价会在一个月内涨到天上去。到时候最先撑不住的，不是那些有钱人，而是靠薪水过日子的公务员、教师、店员，还有那些做小买卖的。这些人一旦活不下去，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日本人不怕老百姓饿死，他们怕的是不稳定。所以明楼要拿“稳定”这两个字去跟松本太郎谈。这是唯一能让日本人听得进去的理由。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拐进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所在的那条街。这条街的两端都有岗哨，路中间拦着铁丝网和沙袋。两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式步枪站在岗哨前面，看到别克车开过来，其中一个走上来，伸出手。明诚停下车，摇下车窗，用日语说了几句。日本兵看了一眼车牌，又看了一眼车头上的小旗，退后一步，敬了个礼，挥手放行。
车子开进街区，又开了两百米，到了驻军司令部的大门口。门口站着四个日本兵，门两边堆着沙袋，沙袋后面架着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明诚把车停在大门外的停车场，和明楼一起下车。一个穿军装的日本副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看到明楼，走上来鞠了一躬。
“明顾问，松本司令在办公室等您。请跟我来。”
明楼点了点头，跟着副官走进大门。明诚跟在他身后。三个人穿过一个铺着碎石子的院子，走进司令部的主楼。楼里很暗，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刷着深绿色的油漆，天花板上吊着几盏灯泡，光线昏黄。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日本军官，有的夹着文件，有的提着公文包，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经过明楼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看他一眼。眼神里有审视，有不屑，也有好奇。一个中国人能走进日本驻军司令部的最核心区域，在上海并不多见。
副官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门是深棕色的，上面钉着一块铜牌，刻着“司令官室”四个字。副官敲了两下门，里面传来松本太郎的声音。
“进来。”
副官推开门，侧身让明楼和明诚进去。办公室很大，比李士群的办公室至少大一倍。正对面是一扇大窗户，窗帘拉开着，阳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窗户左边靠墙是一排书架，上面摆着日文书和中文书，还有一些卷起来的军事地图。窗户右边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上面插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房间正中央是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松本太郎就坐在桌子后面。
松本太郎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穿着一身黄呢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肩章上缀着两颗金星。他的脸是典型的日本人的脸，颧骨高，眼睛不大，眼角往下耷拉着，看起来像是一直在眯着眼睛看人。但明楼知道，这个人的眼睛一点都不眯。相反，他的目光非常锐利，锐利到能让人在几秒钟之内就感到不自在。
松本太郎看到明楼进来，没有站起来，只是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
“明顾问，请坐。”
明楼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明诚站在他身后。松本太郎看了一眼明诚，没有说什么。在上海的官场里，明楼走到哪里都带着明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松本太郎也习惯了。
“明顾问，你电话里说，对那份物资调配令有问题？”松本太郎开门见山，他的中国话比山本一郎要好得多，几乎没有口音。
明楼把那份文件放在桌上，但没有翻开。他看着松本太郎，直接说：“松本司令，这份调配令，如果按照现在的数量执行，上海的经济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