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缘由，没有噩梦，就是心臟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又骤然鬆开。
他睁开眼睛，看著天花板在黑暗中模糊的轮廓，耳边只有空调送风的微弱嘶声，和自己尚未平復的心跳。
枕边的林雪晴睡得正沉，呼吸均匀绵长。
李平安轻轻起身，赤脚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深圳的夜空看不到星星，只有远处楼宇的霓虹把天际线染成一片曖昧的紫红。
这个他奋斗了十五年的城市，此刻安静得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夜色里喘息。
他忽然想起老家院墙外的那棵老槐树。
五十二年了。
那个1941年的冬天，槐树的枝椏光禿禿地刺向灰濛濛的天空，乌鸦在上面叫得人心慌。十岁的他跪在土炕前，握著母亲枯柴般的手，那手冰凉，像握著一截深秋的河滩上捡来的老树根。
“平安……找回你妹妹……平乐……”
母亲最后的话，断断续续，气若游丝。眼睛已经浑浊了，却还死死盯著他，仿佛要把这最后的嘱託，用目光钉进儿子的骨头里。
然后那手，就鬆了。
“想回去了？”
林雪晴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披著睡衣走过来，声音还带著睡意的沙哑。
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从不犹豫的男人，只有在想起老家时，眼里才会露出这种近乎脆弱的神色。
李平安没回头，只是点了点头。
“那就回。”林雪晴把手轻轻放在他肩上，“给爹娘修修坟，立块像样的碑。咱们……欠他们一个交代。”
是啊，一个交代。
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李家村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十岁的李平安用一床破草蓆裹了父母，在后山的乱葬岗挖了个浅坑。
没有棺材，没有香烛，连块像样的木板当墓碑都没有，只是搬了块石头压在上面，怕野狗刨了。
他跪在土堆前磕了三个头，额头上沾著黄土。
然后转身，踏上寻妹的路。
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虽然当年带著妹妹平乐回来一次，但也是匆匆忙忙的。
三天后，黑色的皇冠轿车驶出深圳，向北而行。
李平安没带秘书，没带保鏢，只让司机小王开车，他和林雪晴坐在后座。
行李简单，几件换洗衣物，一些现金，还有两瓶好酒——父亲生前爱喝两口，虽然那时候只能喝到掺了水的劣质薯干酒。
车过韶关，景色渐渐变了。
南国的葱蘢褪去，换成了中原大地的坦荡。七月正是玉米拔节的时节，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热风里翻著波浪。
偶尔能看到田间劳作的农人，戴著草帽，身影在蒸腾的地气中微微扭曲。
李平安摇下车窗。
热浪扑进来，裹挟著泥土和庄稼混合的气息——那是记忆深处的味道。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肺叶里却像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了一下，疼得他皱起眉。
“快到了。”林雪晴握住他的手。
她的手温暖，乾燥，带著常年握手术刀留下的薄茧。这双手，曾经在无影灯下救过无数人的命，此刻却只是轻轻握著他，像握住一个迷路的孩子。
豫中平原的七月，热得像一口烧乾的铁锅。
车驶下国道，拐上乡间土路。顛簸开始了，车轮碾过深深的车辙，扬起黄色的尘土。路两边是稀疏的杨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蝉声嘶力竭地叫著，把天地间填满了一种焦躁的白噪音。
李家村到了。
不，这已经不是记忆里的李家村了。
李平安推开车门，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居然还在，只是更老了，树干粗了一倍，树皮皸裂得像老人的脸。
树上掛著个生了锈的铁钟，那是当年用来召集村民开会的。
可村子，完全变了模样。
记忆里那些低矮的土坯房，大多已经坍塌，只剩断壁残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盖的砖瓦房，红砖裸露著，有些抹了白灰，墙上用黑漆写著標语：“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村口有几个老头在树荫下下象棋，听到车声，都抬起头来打量。眼神里是好奇，是警惕，还有一丝看到外来者的漠然。
没有人认出他。
五十二年，足够把那个十岁的飢饿男孩，彻底从这片土地的记忆里抹去。
“老哥，打听个人。”
李平安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红塔山，给几个老人散烟。他儘量让自己的口音带上些河南腔，但多年在外，那腔调已经变得不伦不类。
“您说。”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接过烟，別在耳朵上。
“李家村，原来有没有一户姓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