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没给他多少纠结的时间。工作组在厂里待了快一个月，账查了，人谈了，风也放得差不多了，可除了刘海中那只“鸡”被实实在在地剁了脑袋祭了旗，似乎还没抓到什么更有分量的大鱼。厂里的气氛，从最初的极度恐慌，渐渐变成了一种压抑的、麻木的等待。大家都在等，等下一个“倒霉蛋”是谁，等这把悬在头顶的刀，什么时候落下，落在谁头上。
何雨柱感觉自己就像站在刑场上，听着刽子手磨刀的霍霍声，却不知道那把刀到底是冲着自己来，还是只是虚张声势。这种等待，比直接的刀砍下来还折磨人。
他只能强迫自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食堂，投入到小灶。他把“规范”做到了极致。每天的菜单，精确到两；每笔采购，验收时恨不得拿放大镜看；每顿招待，从摆盘到上菜顺序，都严格按拟定的流程来，一丝不苟。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精密但冰冷的机器，除了工作，几乎不跟任何人有多余的交流，对厂里的大小是非，更是闭口不谈，充耳不闻。
孙秘书偶尔来食堂，看见他这副样子，眼神里会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满意，但更多的是审视。李副厂长也来吃过两次小灶，对菜的口味和安排点头赞许，但绝口不提工作之外的事。何雨柱知道，自己这副“懂事”、“规矩”的样子，暂时稳住了他们。可这稳定，脆弱得像一层冰。
院里，是彻底死寂了。贾家门再没开过，据说棒梗吓破了胆，有点癔症，整天缩在屋里自言自语。秦淮茹似乎认了命，每天行尸走肉般地上班下班，见了谁都像没看见。易家门依旧棺材板一样紧闭。阎埠贵家成了真正的闷葫芦。整个四合院，白天像座巨大的坟墓，晚上则被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吞噬。
何雨柱每天披星戴月地往返于厂区和这个“坟墓”之间，心里那份孤寂和沉重，与日俱增。只有回到家，看到父亲日渐红润些的脸色，听到雨水跟他分享学校里微不足道却充满生机的小事，感受到炉火的温暖，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有要守护的东西。
这天是清明节，厂里放假。何雨柱没睡懒觉，早早起来，去副食店买了点新鲜猪肉和韭菜，准备中午包顿饺子，也算过个节，去去晦气。回来时，在胡同口，他看见一个陌生的身影，正站在四合院那两扇斑驳的黑漆大门前，仰着头，似乎在看门楣上的门牌号。
那是个女人。看背影，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个子高挑，穿着件在这个季节略显单薄的、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裤子也是旧的，但浆洗得很干净，脚上一双半旧的解放鞋。她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虽然穿着朴素，甚至有点寒酸，但身姿笔挺，像一棵小白杨，透着一股子与这破旧胡同、与这死气沉沉的四合院格格不入的、带着韧劲的生气。
何雨柱脚步顿了顿。生面孔？来找谁的？这院里现在还有谁会来串门？他警惕心起，放慢了脚步。
那女人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转过身来。
何雨柱看清了她的脸。肤色是健康的小麦色，眉毛英气，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眼神清澈明亮，带着一丝好奇和打量，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鼻子挺直，嘴唇因为干燥有些起皮，但轮廓分明。算不上顶漂亮，但五官端正，组合在一起，有种特别的、带着点野性生命力的好看。尤其是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坦坦荡荡。
四目相对。女人看到何雨柱手里拎着的肉和菜，又看看他身上的旧工装，眼神闪了闪，开口问道：“同志，请问一下，这里是南锣鼓巷95号院吗？”
声音清脆，带着点北方口音，但不重，挺好听。
“是，95号院。”何雨柱点点头，语气平淡，“你找谁？”
“我找……”女人迟疑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看了看，又抬头看向何雨柱，“我找一位叫何雨柱的同志，他是在这院里住吧？”
找我？何雨柱心里猛地一跳，警惕性瞬间提到最高。他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谁？怎么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找他？是工作组派来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就是何雨柱。”他沉声回答，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对方，“你是谁？找我什么事？”
女人听到他就是何雨柱，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脸上露出一个明朗的、带着点如释重负的笑容：“你就是何雨柱同志？太好了！可算找对地方了！我叫周晓白，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的。是我表哥托我来找你的。”
东北建设兵团？表哥？何雨柱更加疑惑。他在东北没有亲戚，更不认识什么建设兵团的人。
“你表哥？是谁？”他问，脚步微微向后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