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摆着老式沙发，玻璃茶几，电视机柜上摆着赵建国的遗像，前面点了三炷香。
青烟袅袅。
空气里有檀香的味道。
“坐吧。”钱红梅指指沙发，自己去厨房倒水。
我和凌云坐下。
我打量了一下客厅。
墙上挂着几张合影，有赵建国和钱红梅的结婚照，黑白的，那时候两人都很年轻。
还有孩子的照片，一个男孩，从婴儿到少年。
看样子是他们的儿子。
钱红梅端着两杯水出来，放在我们面前。
温水。
她自己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钱阿姨，”我尽量让语气缓和些，“请节哀。我们过来，是想了解一下赵厂长昨天晚上的情况。”
钱红梅点点头，用手帕擦了擦眼角。
“老赵他……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说厂里改制的事情多，晚上可能要加班，让我别等他吃饭。”
“他平时加班多吗？”
“多。尤其是这几年，厂子效益不好，改制的事又麻烦，他经常很晚才回来。”钱红梅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有时候就在办公室睡了。”
“昨天他是几点出门的？”
“早上七点半。他吃了早饭，喝了中药，然后走的。”
“中药？”
“他血压有点高，心脏也不太好。我每天给他熬药，早晚各一次。”钱红梅说，“晚上那份，我通常给他装在保温杯里，让他带去厂里喝。”
我想起办公室桌上那个保温杯。
“昨天晚上，您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没回来的？”凌云问。
钱红梅想了想。
“我昨天下午去了老年大学，有书法课。六点半开始，九点下课。下课之后，我还和几个同学聊了会儿天，坐公交车回家。到家大概九点半。”
她停顿了一下。
“我看他车没在楼下，就知道他还没回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他可能在忙，就没再打。自己洗漱睡了。后来……后来就是凌晨，厂里保卫科的人来敲门。”
她的声音哽咽了。
“他们说……说老赵他……在办公室……没了。”
她用手帕捂住嘴，肩膀微微抖动。
我等着她平静一些。
“钱阿姨，赵厂长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情绪不好，或者和人发生过争执？”
钱红梅摇摇头。
“老赵他……压力是很大。改制的事情，上面催，下面闹。厂里有些人不想改，怕丢了饭碗。副厂长孙大志，一直想引入外面的资本收购，和老赵意见不合，吵过几次。”
孙大志。
副厂长。
改制后的股权继承人。
“除了孙副厂长，还有别人吗？”
“厂里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老赵不怎么和我说工作上的烦心事。”钱红梅低声说，“他就是自己扛着。”
“您儿子呢？”凌云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钱红梅的眼神黯淡下去。
“我儿子……在国外。读博士。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了，他正在买机票回来。”她说着，眼泪又掉下来，“这孩子，连他爸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钱红梅压抑的啜泣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看了看时间。
“钱阿姨，最后一个问题。赵厂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或者……记录本，日志之类的？他平时有写东西的习惯吗？”
钱红梅抬起头，眼睛有些迷茫。
“日志？他不写日记。厂里的工作笔记本倒是有很多，都锁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他说那些都是厂里的机密，不能带回家。”
“他有没有提过一个……‘老地方’？”我问。
钱红梅愣住了。
“老地方？”她重复了一遍，眉头微蹙，“什么老地方？”
“就是……比如厂里某个只有他知道的，藏东西的地方。”
她摇头。
“没听说过。老赵他……不是那种会藏东西的人。他有什么事，都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保险柜。
我和凌云对视了一眼。
“他办公室有保险柜？”凌云问。
“有。一个绿色的铁皮柜子，放在文件柜后面。钥匙他一直随身带着。”钱红梅说，“厂里的一些重要文件，合同，还有……以前的旧账本，都放在里面。”
旧账本。
“1987年的账本，也在里面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