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手里，栽在这新技术上了。”

    审讯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空调风机持续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像是在为这出悲剧做着无力的注脚。

    赵小力被带走了。

    他走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再看我们一眼。

    或许对他来说，那两千块钱的罚款，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彻底践踏的尊严，远比杀人这件事本身，更让他感到绝望。

    李卫星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城市璀璨但冰冷的夜景，手里的烟燃了很久都没有吸一口。

    “周建平呢？”我整理着桌上厚厚的卷宗，问道。

    “偷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加上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

    够他拘留一阵子，外加一笔不小的罚款了。”

    “那个褚志超……”

    “在法律上，他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受害者。”李卫星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白色的烟霭模糊了他的表情，“但在道德和人格上，他对待赵小力的方式，何尝不也是一种加害？”

    “傲慢。”王铁柱走了进来，把他那个宝贝保温杯重重地放在办公桌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玩意儿，有时候真他娘的比刀子还伤人，杀人不见血。”

    我低头，继续收拾卷宗。

    最上面的一张现场照片里，褚志超倒在血泊之中，身旁是那本摊开的《圣安托万之悔》，深蓝色的“该结束了”的纸条，在照片里依然清晰可见。

    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无论贵族还是农民，无论是学识渊博的教授还是奔波劳碌的快递小哥，在死亡面前，都只是一具终将冷却的躯壳。

    但在活着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心与人心的隔膜，有时候比宇宙的黑洞还要深不见底，还要令人窒息。

    那个所谓的“社会底层”，用一把冰冷的裁纸刀，用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刺破了这层名为“傲慢”的、虚伪的隔膜。

    只可惜，代价是两条人命的毁灭（赵小力自然也面临着法律的严惩）。

    是一个原本或许还有希望的家庭的彻底破碎，和一个还在远方医院里，苦苦等待着儿子寄钱回来透析的老母亲。

    “收队吧。”李卫星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疲惫，“都累了，去门口吃点热乎的东西。”

    “吃啥？”凌云把擦好的枪插回枪套，问道。

    “就路口那个亮着红灯箱的麻辣烫摊子。”李卫星自嘲地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苦涩，“咱们这些挣死工资的，跟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本质上，不也都是底层么。”

    夜深了。

    滨海市的霓虹灯依旧不知疲倦地闪烁着，编织着一张繁华而虚幻的网。

    街道上，无数个“赵小力”还骑着电动车，载着沉重的包裹，穿梭在寒冷或炎热的街头巷尾，为了生活，也为了那份或许微薄但至关重要的尊严。

    同样，无数个“褚志超”或许正坐在温暖明亮、书香弥漫的书房里，翻阅着典籍，思考着人生、艺术或者哲学，享受着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安宁。

    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偶尔会在签收快递的那一刻，短暂地擦肩而过。

    他们互不相识，也互不理解。

    直到某一天，某种名为“傲慢”的东西，或者只是日常生活中一次微不足道的、充满恶意的摩擦，意外地点燃了那根早已埋藏好的、名为“绝望”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