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子，可惜了。”
“没什么可惜的。”李卫星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反射着初升的阳光，“当他拿起刀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是受害者了。”
我开着车，看着后视镜里的盛凯旋。
他闭着眼睛，神情平静。
那是他在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夜里，从未有过的平静。
这就是六组的日常。
哪怕真相再残酷，我们也必须亲手把它剥开。
因为尸体不会说谎。
而活人，总是善于伪装。
我踩下油门，警车呼啸着驶向警局，融入清晨的车流。
城市正在醒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所有的光明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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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市的深秋，夜风带着一股子咸腥味，像是从海底翻涌上来的叹息。
这味道黏在衣服上，钻进头发里，久久不散。
凌晨三点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碾过湿漉漉的沥青路面，发出沉闷的滚动声。
路灯的光晕在雾气中化开，变成一团团惨白的光斑，勉强照亮着人行道上堆积的落叶。
电话铃声突兀地撕裂了夜晚的寂静。
我正靠在办公室的旧沙发里打盹，身上盖着那件穿了多年的藏青色夹克。
铃声像一根针，刺破了疲惫的睡眠。
我伸手摸索着抓起座机听筒，指尖还残留着烟草的气味。
是李卫星。
“幸福家园，3号楼。”他的声音干涩，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带上脑子，别带瞌睡。”
电话挂断后的忙音在耳边嗡嗡作响。
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起身走到窗前。
玻璃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外面的世界模糊不清。
漆黑的天幕下，只有路灯在固执地散发着惨白的光，把街道切割成明暗相间的条块。
我叫徐坤，重案六组副组长。
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八年，足够让我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道伤疤。
警车驶过湿滑的街道，轮胎压过积水，溅起细小的水花。
幸福家园位于老城区，是那种建了二十年的老小区。
红砖外墙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暗的水泥。
阳台上的防盗网锈迹斑斑，有几户人家在窗外搭了简易的花架，枯萎的藤蔓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到了现场，警戒线已经拉了好几层。
黄色的塑料带在风中飘动，发出轻微的啪啪声。
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正在维持秩序，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交错扫过。
小区的绿化带里种着些半死不活的冬青，叶片上沾满了灰尘。
一个破旧的儿童滑梯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中央，铁质的表面已经褪色生锈。
李卫星正蹲在3号楼的单元门口。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领子竖着，挡住了大半个脸颊。
嘴里叼着烟，没点火。
眼神死死盯着地上那团用白布覆盖的人形物体，仿佛要透过布料看清下面的真相。
“组长。”我走过去，鞋底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李卫星站起来，拍了拍裤脚的灰。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个关节都在抗议这个时间点的工作。
“方宏建。
45岁。
某证券公司中层。”他的声音很低，几乎要被风声吞没，“从楼上掉下来的。
当场死亡。”
法医秦一鸣正在旁边收拾工具箱。
他穿着蓝色的防护服，戴着金丝眼镜，镜片上反射着现场勘查灯刺目的白光。
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嫌弃，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够干净。
“初步判断是坠楼。”秦一鸣的声音透过口罩传来，闷闷的，“全身多处骨折，内脏破裂。
死亡时间大概是两小时前，也就是凌晨一点左右。”
我蹲下身，轻轻掀开白布的一角。
死者面部朝下，后脑勺凹陷下去一块，暗红色的血液在水泥地上蔓延开来，已经半凝固。
他的手臂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像是被扯坏的木偶。
“自杀？”我问。
“不像。”秦一鸣指了指死者的手，“指甲缝里有纤维，他在抓挠什么东西。
而且，如果是一心求死，通常会选择更高的地方，或者更直接的方式。
这楼一共才六层。”
我抬头看了看。
这栋楼是那种老式的板楼，六层高，没有电梯。
每层都有开放式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