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区老港务化工厂。
空气里有股甜得发腻的味道，是化学药剂。
报警的是环保检测员，电话里说，排水样本异常，在三号废料池边上发现了东西。
我叫徐坤，市刑警队重案六组副组长。
我到的时候，组长李卫星已经在了。他蹲在池边，盯着水面，那件旧皮夹克在探照灯下泛着油光。
法医秦一鸣戴着手套，正在摆弄一具刚捞上来的尸体。
尸体穿着厂里的藏青色工装，脸被甲苯泡得看不出模样，像融化的蜡。胸牌还在，塑料片上三个字，王建国。
死者左手攥得很紧，像捏着什么宝贝。
秦一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撬开，是一张被泡烂的纸团。
张弛，我们的痕迹检验员，接过纸团，放进证物袋。他推了推黑框眼镜，“是过磅单。”
过磅单，工人交接班的原始凭证，手写的。
李卫星站起来，没看尸体，看着我，“监控。”
“调了。”我说，“技术科正在恢复近一周的数据。”
回到局里，天已经蒙蒙亮。
林静，信息分析中心主任，站在她那面巨大的智能屏幕前。屏幕上，数据流像瀑布一样刷过。
“徐队，李队，看这个。”
屏幕上弹出一段监控录像。
画面里，一个穿着藏青色工装的男人，戴着口罩，走向车间打卡机。时间戳显示，凌晨三点二十六分。
男人摘下口罩，对着摄像头刷脸。
“嘀”的一声，绿灯亮了。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生产区深处。
“这是昨天的。”林静说。她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画面切换。
前天，凌晨三点二十六分。
大前天，凌晨三点二十六分。
整整一周，每天如此，分秒不差。
“打卡记录全正常。”林静说，“但秦一鸣的初步尸检报告出来了，死亡时间至少在七十二小时前。”
一个死了三天的人，每天准时回来打卡上班。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王铁柱，我们组的老刑警，端着他的枸杞保温杯，慢慢悠悠地说，“这不闹鬼了吗？”
没人笑。
李卫星盯着屏幕，一言不发。他像一只准备捕食的豹子，全身的肌肉都绷着。
他突然抬手指着屏幕，“暂停。放大。”
画面定格在男人摘下口罩的那一瞬。
“怎么了，头儿？”凌云问。她是我们组的外勤，警校的狙击冠军。
“他摘口罩，用的是右手。”李卫星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调出王建国的人事档案，投到大屏幕上。
姓名：王建国。
年龄：四十五岁。
工龄：三十年。
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惯用手，左。
一个三十年的左撇子，会突然用右手去做一个习惯性动作吗？
“查，查这个打卡的人是谁。”李卫星的声音很冷。
“头儿，刷脸通过了，还能有谁？”凌un说。
“人脸识别有延迟，有漏洞。”林静接话，“尤其是在光线不足的老旧厂区。系统可能只比对部分关键特征点。”
李卫星看着我，“你和凌云，去一趟王建国家里。”
王建国的家在港区老职工新村，一排排红砖筒子楼，墙皮剥落。
开门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右腿有点跛。她叫杨芳，王建国的妻子。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太正常。
屋子很小，收拾得还算干净。客厅里有个小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