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静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泪水滑过苍白的面颊。
“余处长。”周文静说，“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
“如果我儿子回来了，请你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周文静说，“告诉他，妈妈不是坏人，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事。”
余则成沉默了几秒。周文静的语气里带着诀别的意味。
“周主任，你还没有到那一步。”余则成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把事情交代清楚，组织上会考虑从宽处理。”
“交代清楚？”周文静苦笑，“交代清楚又能怎样？我出卖了机密，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是事实。就算你们不杀我，我也没脸再穿这身制服了。”
她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钥匙，放在床头柜上。
“我家阁楼的天花板夹层里，有一个铁盒子。”周文静说，“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所有证据。每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内容，每一笔收钱的记录，每一份我经手的情报副本。我本来想，有朝一日用这些证据和他们谈条件，换我和儿子的自由。”
“现在呢？”
“现在我不想谈条件了。”周文静说，“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虽然是夜枭，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良心。我知道有些情报被他们用来做了什么，所以每次都留了一手——能拖延的拖延，能修改的修改，能不发的就不发。”
余则成拿起钥匙，放在手心。
“这些证据里，有没有关于毒蛇身份的直接线索？”
周文静摇头。
“毒蛇从不亲自见我。”周文静说，“每次传递指令，都是通过不同的人。有时候是电话，有时候是死信箱，有时候是莫名其妙塞进我公文包里的信封。他太谨慎了，不留下任何痕迹。”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保密局高层的？”
“因为指令的内容。”周文静说，“有些决策只有高层才能做出，有些信息只有高层才能接触到。比如今年三月的那个绝密文件，毛人凤的亲笔签发，我亲眼在他办公室里看到过。”
“谁的办公室？”
周文静闭上眼睛，沉默了很久。
“对不起。”她说，“我不能说。”
余则成没有再追问。他站起来，把钥匙收进口袋。
“周主任，你好好养伤。”余则成说，“你儿子的事，我会尽力。”
“谢谢。”周文静睁开眼睛，“余处长，我知道你是好人。你也一定要小心，这个局里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眼睛。”
余则成点头，转身离开病房。
下午两点，余则成带人去了周文静家。
周文静住在城东桂花巷十七号，是一栋三层老式公寓楼的二楼。她独居多年，丈夫在重庆，儿子在寄宿学校，平时很少有人来访。
余则成用钥匙打开门。屋里陈设简单，家具还是保密局配发的制式款式。客厅的书架上摆着几盆绿萝，很久没浇水，叶子有些发黄。
赵天明带人搜查各个房间，余则成独自走进阁楼。
阁楼很矮，需要弯腰才能走动。天花板上确实有一块可以活动的木板，余则成伸手推开，从夹层里摸出一个生锈的铁盒子。
盒子没有锁，打开后里面是一叠整齐的牛皮纸信封。余则成取出信封，每封都编了号，按时间顺序排列。
最早的一封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周文静刚调到成都保密局机要室不久。最新的一封是五天前，她在被捕前夜写下的一封信。
余则成拆开信封，开始阅读。
周文静的字迹很工整，像她的人一样一丝不苟。每一封信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了接头的时间、地点、对方特征、交接内容。有些字句被涂改过，旁边有补充说明。
余则成翻到今年三月的那几封信。
三月七日：下午三时，人民公园假山后，左耳有疤的男子，交接密写药水一瓶。指令：留意近期呈报站长的绝密文件，凡与“撤退”相关者，复制副本待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