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雨丝打在玻璃上，形成一道道水痕。十天期限已经过去四天，山口惠子依然杳无音信，假情报放出去两天了，没有任何反应。时间像掌中的沙，越握紧流失得越快。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重新翻开案件卷宗。过去四天里，特别小组几乎没合眼：李维民分析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山口惠子的资料，甚至查到了她战前在东京的家庭情况；刘志远的监听设备24小时运转，记录了上百条可疑信号，但都与目标频率不符；赵天明的行动队员监视了十七个可能的地点，累计出动两百多人次；周文静整理的档案堆满了半个房间。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却没有任何实质进展。这种状态让余则成想起在天津时的一次追捕——目标明明就在眼皮底下，却怎么也抓不到。
八点整，特别小组准时在会议室集合。四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神里依然有斗志。
“处长，昨天午夜，我们在南门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信号，频率7.320兆赫，与目标频率接近但不同。”刘志远首先汇报，“信号持续了三分钟，位置大致在锦江饭店一带。”
“锦江饭店？”余则成皱眉。那是高级场所，司徒雷就住在那里。
“是的。我们尝试定位，但信号太弱，无法精确。”
“继续监听那个区域。”余则成转向李维民，“李科长，有什么发现？”
李维民推了推眼镜：“我分析了山口惠子的活动规律。从现有记录看，她通常在周二和周五的晚上行动，活动范围集中在城西和城南。但最近一周，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她没有在任何已知地点出现。”
“说明她察觉了我们的监视，或者改变了活动模式。”余则成说，“赵科长，你那边呢？”
赵天明摇头：“所有监视点都没有发现。不过，昨天下午，徐处长的人出现在梨花街附近，像是在找什么。”
徐远举的人出现在梨花街？余则成立刻警觉：“具体位置？”
“就在我们之前监视的裁缝铺周围。他们待了半个小时左右，拍了些照片，然后离开。”
“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吗？”
“不清楚。我问了行动处的熟人，他说徐处长最近在查一个旧案子，和日本特务有关。”
余则成心中一动。徐远举也在查日本特务，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后者，说明徐远举可能也在追查“深海计划”，或者至少知道些什么。
“继续关注徐处长那边的动向，但不要主动接触。”余则成说，“周主任，档案整理有什么发现？”
周文静翻开笔记本：“我整理了所有与日本特务相关的档案，发现一个规律：1946年到1947年间，有七名日本残留特务在成都被捕，但审讯记录都不完整，有些甚至缺失。而且，这些案子最后都被转移到重庆处理。”
“转移到重庆？谁批准的？”
“都是吴敬中站长批准的。”
吴敬中。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余则成记下这个信息，然后开始布置今天的任务。
“今天我们要调整策略。”他说，“既然守株待兔不行，就主动出击。赵科长，你带几个人，以治安检查为名，搜查锦江饭店附近的旅馆和出租房，重点是单身高档次的住客。”
“刘组长，你重点监听锦江饭店周边的无线电信号，特别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段。”
“李科长，你分析一下徐处长最近的活动，看看有没有和我们案子相关的线索。”
“周主任，你继续整理档案，特别是吴敬中经手的那些日本特务案子，看看有没有共同点。”
“是。”四人齐声回答。
散会后，余则成去了沈醉办公室。沈醉正在接电话，见他进来，指了指椅子。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余则成能听出是徐远举：“......站长，不是我不配合，是情报处那边根本不跟我们共享信息。我的人在查‘黄雀行动’的线索，发现可能和日本特务有关，但余处长那边一点消息都不给......”
沈醉对着话筒说：“远举，则成那边有他的任务，你们各查各的，不要互相干扰......什么？共同点？好，我会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