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静检查了签字，点点头：“好的，我这就去取。处长是在这里看，还是带回办公室？”

    

    “在这里看吧。”

    

    周文静很快搬来三本厚厚的档案册。余则成坐在机要室的阅览桌前，一页页翻阅。这些档案大多是日本投降时收缴的，内容杂乱，有人员名单、审讯记录、物品清单等。

    

    他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一个小时后，他在一份物品清单里发现了一条记录：“昭和十九年(1944)三月，缴获特高课电台一部，编号7-0432，附带密码本三册，移交军统局。”

    

    编号7-0432，这个编号格式和那台日制电台上的刻痕“7”很相似。

    

    余则成继续往下翻，在另一份审讯记录里看到了山口惠子的名字：“山口惠子，女，28岁，特高课重庆课课长，精通中文、英语，代号‘樱花’。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被捕，后转投我方，现于重庆保密局工作。”

    

    记录很简略，没有具体细节。但余则成注意到，审讯人是吴敬中。

    

    吴敬中审讯过山口惠子，后来她又转投国民党，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吴敬中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余则成记下这些信息，继续翻阅。在档案的最后几页，他发现了一份用日文写的文件，上面盖着“绝密”的章。文件内容是关于一个叫“深海计划”的项目，但具体内容被涂黑了，只能看到一些片段：“......在西南地区建立潜伏网络......等待时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合作......”

    

    果然，“深海计划”确实存在，而且涉及美国人和日本人。

    

    余则成将这份文件的位置记下，然后合上档案册。他走出机要室时，周文静正在整理文件。

    

    “周主任，这些档案平时有人查阅吗？”

    

    “很少。”周文静说，“日本特务的案子基本都是旧案，除非有新的线索，否则没人会看。”

    

    “最近除了我，还有人查过吗？”

    

    周文静想了想：“上个月徐处长来查过一次，说是查‘黄雀行动’的相关资料。其他的就没了。”

    

    徐远举？他也查过日本特务的档案？

    

    余则成点点头：“知道了，谢谢。”

    

    回到办公室，余则成开始整理今天的发现。山口惠子、吴敬中、徐远举、“深海计划”......这些碎片之间似乎有一条线，但还连不起来。

    

    中午，赵天明回来了，带来了观察结果。

    

    “处长，您说的那三个地方，我们都看了。”赵天明汇报，“‘小林次郎’的丝绸店生意一般，今天上午有三个客人，都是中国人，看起来像普通顾客。‘陈记古玩店’客人更少，老板一直在店里看书。第三个地址是个民居，没人进出。”

    

    “继续监视，特别是晚上。”

    

    “是。”

    

    下午，余则成去了电讯组。刘志远正在分析昨晚缴获的电台，见到余则成，立刻汇报：“处长，有发现。这台电台最近一次使用是在三天前，频率是7.325兆赫，这个频率很特别，不是常用频段。”

    

    “能追踪到接收方吗？”

    

    “很难，但我们可以在这个频率上持续监听，如果再有通讯，就能定位。”

    

    “好，安排人24小时监听这个频率。”

    

    “是。”

    

    余则成站在电讯组的监测设备前，看着那些闪烁的指示灯和跳动的指针。这些机器就像猎人的耳目，能捕捉到空气中看不见的电波。而他，既要利用这些工具抓捕敌人，又要保护自己的同志不被捕获。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但他已经习惯了。在天津的四年潜伏生涯，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如何在刀尖上行走而不被发现。

    

    下班前，余则成接到沈醉的电话，让他去办公室一趟。

    

    沈醉办公室里除了沈醉本人，还有一个余则成没见过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儒雅。

    

    “则成，这位是司徒雷先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顾问。”沈醉介绍。

    

    余则成心中一震，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