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在办公室仔细阅读《新新新闻》的报道，字里行间透露出时局的剧变。傅作义接受改编，意味着华北战事基本结束，解放军的兵锋将直指长江。他放下报纸，走到窗前。街道上的行人似乎比往日匆忙了些，茶馆里的议论声也高了几分。
敲门声响起。
“进来。”
陈子明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处长，沈站长请您过去一趟，重庆来的戴组长也在。”
余则成整理了一下军装领口：“什么事？”
“好像和昨晚仓库的行动有关。”陈子明压低声音，“戴组长对两次行动都让人跑了很不满意，话里话外在质疑我们的能力。”
余则成点点头，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是关于仓库现场勘查的初步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地道结构、遗留物品清单，但没有提到鱼形标记——这是他刻意省略的。
“我知道了。”余则成将报告放回桌上，“你先去忙，我马上过去。”
陈子明离开后，余则成在办公室多待了五分钟。他需要思考如何应对戴组长的质疑，同时保护自己省略鱼形标记的用意。这个标记很可能涉及“深海计划”，在没弄清楚之前，不能让重庆方面过早介入。
五分钟后，余则成走进沈醉的办公室。沈醉和戴组长正坐在沙发上喝茶，气氛看起来还算融洽。
“则成来了，坐。”沈醉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余则成坐下，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标准的军人坐姿。
戴组长放下茶杯，开门见山：“余处长，昨晚的行动报告我看了。人又跑了，电台和文件倒是缴获了不少，但关键人物一个没抓到。你怎么解释？”
“戴组长，我认为不需要解释，事实已经说明一切。”余则成语气平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专业的、有严密组织的对手。他们预设了逃生通道，安排了警戒措施，这说明他们的行动模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你是说，共党地下组织在成都有这么完善的网络？”
“不一定只是共党。”余则成说，“从缴获的电台型号看，是日制产品。文件上的笔迹也有特点，我已经让分析科做笔迹鉴定了。”
沈醉插话：“则成，你的意思是，可能有其他势力介入？”
“不排除这种可能。”余则成说，“成都现在鱼龙混杂，除了国共，还有地方势力、袍哥会、外国情报机构。昨晚的仓库行动，让我想起在天津时接触过的一个案子——日本人战败后，有些特务没有回国，而是转入地下，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戴组长来了兴趣：“详细说说。”
“1946年，天津站破获了一个日本残留特务小组。他们使用日制电台，密码也是日式的，但传递的情报涉及国共双方，甚至还有美军动向。”余则成回忆道，“审讯后得知，这些人是受雇于一个第三方情报机构，具体是哪方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代号‘深海’。”
他刻意说出“深海”二字，同时观察沈醉和戴组长的反应。
沈醉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戴组长的眼神闪了一下。
“深海......”戴组长重复这个词，“余处长在天津接触过这个案子？”
“只是参与审讯，后来案子被上面接管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余则成说得半真半假。他在天津确实接触过涉及“深海”的线索，但案子很快被吴敬中压下了，说是涉及高层机密。
沈醉弹了弹烟灰：“则成，你觉得昨晚的仓库和这个‘深海’有关？”
“目前只是猜测。”余则成谨慎地说，“需要更多证据。我已经让技术组分析缴获的电台，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戴组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余处长，既然你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案子就继续由你负责。但我要看到进展，不能总是扑空。”
“明白。”余则成说，“我计划从几个方向同时调查：第一，继续监视其他三号仓库；第二，通过电台序列号追查来源；第三，在城西一带发展眼线，寻找可疑人员。”
“需要什么支持？”沈醉问。
“需要更多的行动人手，还有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