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宅子时，晚秋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四菜一汤，摆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晚秋问，语气像是真正的妻子在关心丈夫。
“还好，要熟悉的东西很多。”余则成洗了手，在桌前坐下。
两人安静地吃饭。饭后，晚秋收拾碗筷，余则成进了书房。他打开台灯，开始绘制成都站的组织结构图，标注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人际关系、可能的态度倾向。
晚上九点，晚秋敲门进来，端着一杯热牛奶。
“谢谢。”余则成接过杯子。
晚秋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轻声说：“今天下午，有个卖花的女人在门口转了很久。我出去问她，她说走错了路。”
余则成抬起眼：“什么样的人？”
“四十岁左右，穿着蓝布褂子，提着竹篮。口音像是本地人，但手上的茧子位置不对——卖花人的茧子应该在指尖，她的在虎口。”
“你观察得很仔细。”
“在天津学的。”晚秋淡淡地说。
余则成喝了一口牛奶：“明天如果她再来，你买一束花，问问她从哪里进货。”
“好。”
晚秋离开后，余则成继续工作。十一点，他熄灯离开书房。卧室里，他躺在床上，思考着卖花女人的事。可能是组织的联络员，也可能是敌人的试探。在不确定之前，必须谨慎。
第二天清晨，余则成准时到岗。他先处理了几份例行文件，然后开始阅读分析科送来的情报摘要。九点，李维民送来了分析科人员的详细档案。
余则成花了一上午时间研究这些档案，注意到一个细节：分析科的分析员张明辉，三个月前从重庆站调来，理由是“家庭原因”。但他的档案里，家庭成员信息有涂改的痕迹。
中午，余则成让陈子明叫张明辉来办公室。
张明辉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有些紧张。
“余处长，您找我？”
“坐。”余则成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中央大学统计系毕业的？”
“是，处长。”
“专业不错。”余则成翻看着档案，“为什么从重庆调来成都？”
张明辉的手在膝盖上握紧：“我母亲生病，需要人照顾，所以申请调来成都。”
“你母亲得的什么病？”
“肺病，老毛病了。”
“在哪家医院治疗？”
“华西协和医院。”
余则成点点头，合上档案：“好好工作。如果家里有困难，可以跟组织说。”
“谢谢处长。”
张明辉离开后，余则成在笔记本上记下：张明辉，需核实其母亲病情及就诊记录。
下午，余则成召开情报处第一次全体会议。二十三人都到齐了，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今天开会主要是互相认识，也让大家了解我的工作风格。”余则成站在会议室前方，声音平和但清晰，“情报工作讲究准确、及时、保密。我不看重表面文章，只看实际成果。只要大家认真工作，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
他让每个人简单自我介绍，同时观察他们的神态、语气、小动作。这是快速了解下属的方法。
会议进行了四十分钟。散会后，余则成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电话响了。
“余处长，我是沈醉。来我办公室一趟。”
“是，站长。”
沈醉的办公室里除了站长本人，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
“则成啊，这位是市党部的刘主任。”沈醉介绍。
“刘主任。”余则成敬礼。
刘主任站起身，与余则成握手：“余处长年轻有为啊。沈站长多次提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