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延安。
凌天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说奇怪，是因为信封上既没有部队番号，也没有发信人姓名，只有歪歪扭扭三个字：凌旅长。他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也没有。
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是李云龙写的。
凌天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字迹跟铁柱有一拼，歪七扭八，缺胳膊少腿，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旅长：
虎头岭那一仗打完了，缴获不少。冬装两千三，子弹八万，药品十几箱。老赵非要上报，旅部调走了一半。我说行，调就调，反正咱们团留的也够用。
旅长，等你回来，我请你喝酒。缴获的日本清酒，我藏了两瓶没上交。藏在老赵不知道的地方。你放心，那酒好，喝着甜丝丝的，不上头。
你什么时候回来？
李云龙”
凌天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他想象着李云龙写这封信的样子。一定是一边写一边骂，骂赵刚多事，骂旅部抠门，骂完了接着写。写完叠好，交给通信员，还不忘叮嘱一句“别让老赵知道”。
他把信折起来，放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里。
信封越来越鼓了。
铁柱的，赵石头的，孔捷的，李云龙的。还有那些不认识的人写的。每一封都是前线来的消息，每一封都告诉他：部队还在，人还在，仗还在打。
他把信封揣进怀里。
上午的课，是叶参谋讲的《根据地建设与部队发展》。
叶参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形。
“同志们，部队、根据地、群众，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他用教鞭点着三角形的三个角，“没有部队，根据地保不住；没有根据地，部队没饭吃；没有群众，根据地就是无水之鱼。”
他转过身，看着台下的学员。
“你们回去以后，不光要管部队，还要管根据地，还要做群众工作。一个旅长，要懂政治，懂经济，懂生产，懂群众工作。光会打仗，不够。”
凌天坐在马扎上，认真地听。
他想起李云龙那封信。
李云龙只管打仗，不管别的。缴获了东西，第一反应是“给老子留下”。赵刚要上报，他就不高兴。
但李云龙没想过：那些调走的冬装，可能正穿在二团、三团的战士身上；那些调走的子弹，可能正在下一场战斗里打死鬼子；那些调走的药品，可能正在救活不知道哪个部队的伤员。
部队是一个整体。
不是各人顾各人。
他把这些想法记在本子上。
下午，战术作业。
题目变了。不再是单纯怎么打，而是“结合根据地建设，制定一份部队发展规划”。
凌天对着地图，想了很久。
新一旅两万四千人，分布在几百里的防线上。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驻地，自己的活动范围，自己的群众基础。怎么让各团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配合？怎么让部队既能打仗，又能生产？怎么让群众既能支援前线，又能发展生产？
他开始在本子上写。
一团稳，适合守重要方向；二团猛，适合打硬仗；三团经验丰富，可以当预备队；四团灵活，适合游击活动；新一团能缴获，可以当突击力量；新二团脑子活，可以负责破袭；独立团实在，可以守关键阵地。
各团有各团的长处，要发挥长处，补足短处。
生产方面，各团都要开荒种地。黄崖洞兵工厂要扩大，能复装子弹、修枪械、造手榴弹。医院要加强，培训更多医护人员，储备更多药品。
群众工作方面，要组织民兵，要建立情报网，要开展减租减息，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写到最后，他又想起李云龙那封信。
得找个机会，给李云龙讲讲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