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延安。
凌天从军事学院的操场上跑完早操回来，发现窑洞门缝里塞着一封信。
信封是土黄色的，边区自造的纸，又粗又厚。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凌旅长亲收。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他拆开信封。
信纸有三四页，折得皱皱巴巴，边缘已经磨毛了。第一页的开头写着：
“旅长，我是赵石头。”
凌天在窑洞口蹲下来，把这封信看下去。
赵石头的字比铁柱还丑，一笔一划像蚯蚓爬，但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旅长，九连现在有一百八十人了。新兵多，老兵少，但都是好样的。上个月我们打了一仗，在榆社北边伏击鬼子的运输队，毙了二十三个鬼子，缴了十几条枪。我脑袋上又挨了一下，不重，包了几天就好了。”
“王大壮升了副营长，调去三团了。走的时候他哭了，说舍不得九连。我说你滚吧，九连有我在，丢不了。他走后我偷偷哭了一场。”
“李国栋还在教导队当教员，腿还是瘸的，但能走了。他说等你回来，给你露一手新战术。”
“旅长，我们都很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凌天把信折起来，没有看完。
他站起来，走进窑洞，把信放进那个装前线来信的牛皮纸信封里。
那个信封已经鼓起来了。铁柱的、赵石头的、旅参谋长的、政治部的，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写的——都是新一旅的战士，听说旅长在延安学习，托人捎来的信。
他没数过有多少封。
但每一封都看过不止一遍。
八月五日，军事学院组织了一次特别活动。
请刚从华北前线回来的慰问团作报告。
慰问团有十几个人，有文艺工作者，有记者，有从根据地来的地方干部。他们轮流上台，讲前线的情况，讲鬼子的残暴，讲军民团结，讲战斗故事。
最后一个上台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同志。
她穿一身灰布军装，剪着齐耳短发，脸晒得黑红，说话带着河北口音。
“我叫李秀芬，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的。”她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学员，“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来给大家捎话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
“我来的时候，根据地的乡亲们听说我要来延安，都来找我，让我给在延安学习的干部捎几句话。我记了一本子，今天念给大家听。”
她翻开本子。
“第一个，是阜平县王家庄的王大娘。她儿子在八路军当兵，去年牺牲了。她说：‘同志，你到了延安，帮我看看我儿子的首长。告诉他，俺儿子是好样的，没给八路军丢人。’”
台下很安静。
李秀芬继续念。
“第二个，是平山县的刘老汉。他儿子也在部队上，三年没回家了。他说：‘同志，你帮我问问那些在延安学习的干部，俺儿子啥时候能回来？俺想他了。’”
“第三个，是……”
她念了二十几个。
每一个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每一句话都很短，但每一句话都让台下的人沉默。
念完最后一个，李秀芬合上本子。
“同志们，”她说，“我来之前，根据地的老乡们让我转告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每个人都说了一遍。”
她顿了顿。
“他们说：‘你们在延安好好学，学好了早点回来。我们等着你们。’”
台下响起掌声。
凌天也在鼓掌。
他想起王家峪的赵村长，想起那个把最后半袋玉米送给部队的老大娘，想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送信的儿童团。
他们等着。
等着学成回去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