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五日，延安。
凌天收到一封从太行山辗转寄来的信。
信是旅政治部写的，厚厚一叠，足有十几页。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第一页是旅部的工作汇报，第二页是各团的情况摘要，第三页开始，是密密麻麻的数字。
他一行一行看下去。
新一旅现有兵力：两万一千四百人。
比三个月前，增加了将近九千人。
他把这个数字看了三遍。
九千人。
三个月的工夫。
他继续往下看。
一团两千八百人，二团两千六百人，三团两千四百人，四团两千二百人，新一团两千八百人，新二团两千六百人，独立团两千三百人。旅直属队、教导队、补充团、后方医院、兵工厂，加起来三千多人。
两万一千四百人。
他把信放下。
参谋长在信里写道：
“旅长，部队发展太快，新兵占了一半以上。各团都在喊装备不够、弹药不足、干部紧缺。您什么时候回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延河水静静流淌。对岸的延安城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远处传来操练声，是军事学院的学员们在演习。
他想起了太行山。
两万多人，七千多条枪，散布在几百里的防线上。李云龙、丁伟、孔捷、周志坚、王近山、陈再道、张才千，七个人，七种性格，带着两万多兵，跟鬼子周旋。
他不在那里。
他们还在那里。
七月二十日，军事学院组织了一次特别讲座。
主讲人是刚从华北前线回来的总部参谋，姓左，二十七八岁，戴着眼镜，说话斯文，但一开口就是干货。
“同志们，”左参谋指着墙上的大地图，“这是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形势图。你们看，红线是鬼子的封锁线，蓝线是我们的根据地。去年这时候，根据地的面积还有这么大——”
他用教鞭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
“现在呢？”
教鞭移动，画了一个明显小了一圈的范围。
“鬼子搞‘囚笼政策’，修路、筑堡、挖沟、拉网，把根据地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咱们的部队虽然增加了，但活动空间变小了，粮食、弹药、药品，都比去年紧张。”
台下有人举手：“那咱们怎么办？”
左参谋推了推眼镜。
“总部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发展求巩固。一方面，继续开展游击战、破袭战，打破鬼子的封锁；另一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他顿了顿。
“同志们，你们在延安学习，也是在为前线积蓄力量。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就是咱们发起战略反攻的时候。”
讲座结束，学员们围在一起讨论。
凌天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墙上那张地图。
红线密密麻麻，像一张巨大的蛛网，把太行山裹得严严实实。
他想起了王家峪，想起了黄崖洞，想起了黑龙洞。
那些他打过仗的地方，现在还在吗？
那些他带过的兵，还活着吗？
七月二十五日，凌天收到第二封太行山的信。
这封信是铁柱写的。
字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但每个字都很用力。
“旅长，你的信收到了。教导队还在，腿也好多了，不用拐了。第五期学员已经结业，第六期又招了六十人。分区说教导队办得好，要扩大。现在队里有八十几个人，窑洞不够住，正在挖新的。
旅里发展很快，新兵天天来。各团都在扩编，李云龙那个团都两千八百人了。他说等你回来，请你喝酒。孔捷的团也两千多人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