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下命令让铁柱休养。
他知道,有些人是劝不住的。不是因为固执,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太多死去的人。那些人的眼睛在黑暗里看着他,那些人的声音在风里喊他的名字。他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对不起那些替他死了的人。
凌天也是这样的人。
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走回桌边。
桌上还有一摞未批完的文件。各团呈报的干部任免、兵员补充计划、冬装换季预算、根据地群众支前情况汇总。
他拿起一份,翻开。
是一团呈报的排长任命名单。其中一栏写着:
“孙大柱,二十三岁,河北武安人,一九三九年入伍,一九四〇年入党。教导队四期学员,黑龙洞守备战中任一班班长,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拟任命为一团三营七连一排排长。”
凌天在“旅长批示”一栏写了两个字:
“同意。”
他放下笔。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山脚下的操练声停了,新兵们收队回营。暮色从山谷升起,像潮水一样漫过山峦、树林、村庄,把整个太行山浸成一片深蓝。
警卫员推门进来,点上了煤油灯。
“旅长,晚饭给您打来了。”
他把饭菜放在桌边,一碗小米饭,一碟咸菜,一碗野菜汤。
凌天端起饭碗。
警卫员没走。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旅长,”他小声说,“今天……是您生日。”
凌天愣了一下。
他低头看看碗里的小米饭,又看看桌上的文件、地图、电报。
“忘了。”他说。
警卫员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轻带上门,退了出去。
凌天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
他把那碗小米饭吃完了,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他想不起自己今年多少岁了。
一九一〇年生,今年应该三十岁。离家十三年,参加革命十年。十年里回过一次家,是一九三七年,部队路过湖北,他请了三天假。
家里的老屋还在,爹娘还在。爹老了,头发全白了;娘眼睛不太好,眯着眼看了他半天,才喊出他的小名。
娘问他:成家了吗?
他说:没有。
娘问:打完仗回来吗?
他说:回来。
娘说:娘等你。
他走的时候,娘送他到村口。走出很远,回头,娘还站在那里,小小的一个黑点,一动不动。
后来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一九三八年,老家沦陷。他托人打听,得到的消息是爹娘都还活着,躲在深山里,不敢回家。他想办法寄过两次钱,但不知道他们收到没有。
一九四〇年,又是一年。
他把空碗放下,从怀里掏出怀表。
晚上七点二十分。
他把表揣回去。
煤油灯火苗跳了跳,墙上他的影子也跟着晃了晃。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是一封从延安转来的信,信封上盖着“抗大总校”的印章。他拆开,抽出信纸。
是抗大政治部寄来的,询问新一旅教导队办学情况,是否可以向总校推荐一批兼职教员。信中说,总校对前线部队的实战教学经验很感兴趣,希望能派人到延安交流。
凌天看完信,搁在一边。
他想起教导队,想起铁柱,想起那六十三个人和四十九座新坟。
他拿起铅笔,在信纸边缘批了几个字:
“已阅。教导队长刘铁柱可担此任,但目前伤重,待康复后再议。”
他放下笔。
窗外,夜色已经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