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谷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积雪，洒在新翻的黄土上。

    

    铁柱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午，部队押着俘虏、抬着战利品撤回西井镇。

    

    铁柱把四十个学员带回教导队窑洞，让他们写作战报告。

    

    “每个人写。”他说，“写你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写多写少都行，但要写实话。”

    

    四十支铅笔在粗糙的草纸上沙沙响。

    

    铁柱坐在门口，掏出怀表看。

    

    下午三点二十分。太阳从云缝里漏下几缕光，照在窑洞门前的雪地上，亮晶晶的。

    

    他把表揣回去，闭上眼睛。

    

    他听见铅笔划纸的声音，听见学员低声讨论战术，听见远处训练场上老部队收操的口令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支没有谱子的战歌。

    

    晚饭后，他开始一份一份看成员的作战报告。

    

    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句子颠三倒四——但他看得很认真，每一份都在后面写批注。

    

    有个学员写：“我今天杀了一个鬼子。开枪的时候手在抖，打完才发现裤裆湿了。队长说记住这种感觉。我会记住一辈子。”

    

    铁柱在这份报告后面写了四个字：“不丢人。”

    

    另一个学员写：“孙连长带我们冲锋时，我趴在地上不敢动。后来看见队长冲在最前面，腿还是瘸的，我就爬起来跟着冲了。我不是怕鬼子，我是怕队长回头看我趴在地上。”

    

    铁柱在这份报告后面写了两个字：“好兵。”

    

    他一份一份看，一份一份批，油灯里的煤油添了两次。

    

    看到最后一页，他停住了。

    

    这份报告没有署名。字迹很工整，句子很通顺，内容却很短：

    

    “队长，我今天第一次上战场。出发前我怕得要死，怕子弹打中我，怕刺刀捅进我肚子，怕像那些烈士一样躺在冰冷的黄土里。

    

    可是枪一响，这些怕都没了。我看见你冲在最前面，腿一瘸一拐的，跑得比谁都快。我想，队长都不怕死，我怕什么？

    

    后来你让我捡那支步枪，说‘记住这种感觉’。我会记住的。不是记住杀人，是记住你为什么冲在最前面。

    

    你冲在前面，是为了让后面的兵不害怕。

    

    我将来也要当班长，当排长，当连长。我也要像你一样，冲在最前面。”

    

    铁柱把这份报告看了三遍。

    

    他没有写批注。

    

    他把报告折起来，揣进怀里，贴着那块老怀表。

    

    滴答，滴答，滴答。

    

    表走得很好。

    

    一月十五日，教导队第二期训练恢复正常。

    

    四十个学员从战场回来，明显不一样了。练匍匐时趴得更低，练据枪时瞄得更准，练刺杀时喊得更狠。

    

    铁柱还是每天早晨五点十分起床，还是每天站在操场上数人，还是每天蹲在食堂门口喝粥。

    

    但他发现，学员看他的眼神变了。

    

    以前是敬畏，现在是信任。

    

    他不再只是教官，是可以跟着冲锋的队长。

    

    一月二十日，分区送来一批新兵。

    

    四十人，都是从附近村庄动员来的青壮年。有的家里被鬼子烧过，有的亲人被害过，有的只是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发枪、管饭。

    

    铁柱把四十个新兵编成第三期学员。

    

    他把二期学员里表现最好的八个留下来当副班长，协助训练新兵。

    

    八个副班长里，有那个在战场上愣住、后来缴获一支步枪的学员。

    

    他叫孙大柱，二十四岁，河北武安人，家里世代佃农。他爹三年前被鬼子抓劳工，死在煤矿里；他娘去年饿死了。他来当兵那天，除了身上那件破棉袄，什么都没带。

    

    铁柱让他当一班副班长。

    

    “队长，我干得了吗？”孙大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