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司令端起缸子，又喝了一口水。
“你愿意留在教导队？”
“愿意。”
“教导队编制小，级别低，没前途。”
铁柱摇头：“我不要前途。”
他从怀里掏出那块老怀表，放在桌上。
“司令员，这块表跟了我三年。三年里，我送走了一百多个战友。他们有的能当营长、团长，有的能当战斗英雄，有的年纪轻轻还没娶媳妇。”
他把表翻过来，表壳上密密麻麻的划痕在窑洞的昏光里泛着暗淡的光。
“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
他抬起头。
“我活着，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替他们打完这仗。仗没打完，我在哪都是打仗。教导队也好，作训股也好，九连也好，都一样。”
钟司令看着那块表，很久没说话。
他把缸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窑洞口，背对着铁柱。
“刘铁柱，”他的声音有些低，“你知道我这只眼睛是怎么瞎的吗？”
铁柱没答。
“娄山关。”钟司令说，“我带着突击队冲锋，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左眼。我捂着眼睛继续冲，冲上山头，才发现突击队只剩七个人。”
他转过身。
“那七个人，后来都在长征路上牺牲了。一个渡乌江时被炮弹炸死，一个过雪山时冻死，三个在草地陷进泥沼，最后一个——我的警卫员，十七岁——在腊子口给我挡子弹，胸口中了三枪。”
他走回来，坐下。
“我当团长的时候，全团一千八百人。长征结束，还剩四百二。这四百二十人，现在活着的不到五十。”
他看着铁柱。
“你以为只有你欠战友的命？”
窑洞里很静。
铁柱低着头，攥着那块怀表，攥得指节发白。
“司令员，”他说，“我……”
“你不用说了。”钟司令摆摆手，“你愿意留在教导队，就留下。分区需要你这样的人。”
他顿了顿。
“那块表，收好。将来打跑了鬼子，拿去修一修，还能用。”
铁柱把表揣回怀里。
他站起来，敬礼。
“谢谢司令员。”
钟司令点点头，端起缸子喝水。
铁柱转身走出窑洞。
外面又下雪了。雪花细细密密，无声无息，把西井镇的黄土路覆成一片白。
他站在雪地里，掏出怀表。
表针指着下午四点十五分。
他把表贴到耳边。
滴答，滴答，滴答。
表走得很好。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导队第二期学员报到。
四十人，比第一期多了将近一倍。分区直属队的班长、副班长几乎都来了，有几个还是从各游击支队送来的战斗骨干。
铁柱站在窑洞门口，一个一个数。
四十个。他记住了。
他把人分成四个班，每班十人。班长还没定，他先自己兼着。
训练从第二天开始。
还是从单兵战术练起。棱坎、弹坑、独立树、墙角拐弯。四十个人趴在山坡上，跟那条不及膝盖高的浅沟较劲。有人练到手掌磨破，有人练到棉裤膝盖磨出窟窿，有人练到半夜说梦话还在喊“隐蔽”。
铁柱每天早晨五点十分起床，晚上十一点还在写教案。他字写得慢，常常一个字要描好几遍才能认出来。但教案必须写，分区要存档，将来扩编了要给新来的教官看。
他写到十二月底，终于把一期教案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