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停了整整二十三天。
铁柱每天早起第一件事，还是习惯性地把手伸向枕下。指尖触到那块冰凉的金属，他就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表不走，日子照样走。
赵石头入党了。宣誓仪式在王家峪北坡的窑洞里举行，墙上挂着临时画的党旗，红纸不够，用老乡家办喜事剩的红布拼的。铁柱是介绍人，站在赵石头身边，一字一句领读入党誓词。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赵石头声音发颤，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晰。他瘦，颧骨凸出，但眼睛亮得像两团火。
仪式结束，铁柱握住他的手：“从今天起，你就是党的人了。”
赵石头使劲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掉下来。
李国栋的伤总算养好了。腹部那道刀口，缝了十七针，拆线时卫生员说，再深半寸，神仙都救不回来。他拍拍肚子，笑说：“小鬼子的刺刀不够长，差那么一点儿。”
没人笑。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在说笑。
四月初，旅部命令到了。新一旅整编完成，三个团齐装满员，一万八千人。凌天任旅长，原独立旅参谋长升任副旅长，从延安抗大调来一位姓周的干部任政委。
铁柱九连的编制也定了：四个排，每排三个班，加上连部、炊事班、卫生员，总计一百四十七人。武器方面，有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四具，步枪一百一十支——虽然还有三十多支是老套筒、汉阳造，但比起两年前一人五发子弹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
装备是烈士的血换来的。铁柱让各排统计，每支缴获的枪是哪次战斗得的，哪位战友牺牲时手里握着它。他把这些记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像刻碑文。
四月初七，旅部作战科来人，带来一份厚实的敌情通报。
日军去年秋季扫荡失败后，痛定思痛，换了统帅。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换成多田骏，此人是“囚笼政策”的始作俑者，在东北对付抗联时积累了大量治安战经验。他的战术不追求速胜，而是稳扎稳打，修路、筑堡、清乡、并村，像蚕吃桑叶，一寸一寸啃噬根据地。
通报附了一张地图，上面画满红圈。那是日军已建、在建、计划建的据点、炮楼、封锁沟、封锁墙。密密麻麻，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
“多田骏有句话。”作战参谋说，“他说，对付共军，不能像拳头打跳蚤，要像织网捕鱼。网织密了，鱼就跑不掉了。”
窑洞里沉默。大家都是打了好几年仗的老兵，知道这战术的分量。
铁柱盯着地图，眉头拧成疙瘩。他识字不多，但地图看得懂。那些红圈连成线，线围成圈，圈层层嵌套，把太行山根据地勒得喘不过气。
“这网，咱们得撕开。”他说。
“怎么撕？”王大壮问。
铁柱指着地图上一个红圈：“从这里撕。”
他选的是榆社。
榆社在太行山西麓，是日军新建的据点，驻一个大队加伪军一个团，总兵力约一千二百人。它不最大，也不最险，但位置关键——卡在根据地通往晋东南的咽喉要道上。拔掉它，根据地的西大门就打开了。
旅部很快批准了作战计划。但方案不是强攻，而是“围点打援”——这是凌天的拿手好戏。一团、二团主力在榆社外围设伏，准备歼灭从太谷、祁县方向来援的日军；三团负责主攻榆社，铁柱九连担任突击队。
战前准备，铁柱只做了一件事：带全连看地形。
榆社他不陌生。去年反扫荡时，九连曾在这一带活动，对周围山山水水都熟。他领着四个排长，从榆社东门走到西门，从北山走到南河，把每条路、每道沟、每片树林都踩了一遍。
“这里。”他指着榆社北门外一片乱坟岗，“城墙西北角有段修补过的旧墙，是去年地震后修的，用的新砖，灰浆没干透。爆破从这里下手。”
李国栋趴在地上，用指节敲击地面，侧耳听回声。他在东北军学过土木工程，对城墙结构门儿清。
“连长说得对。”他站起来，“这段墙下面是老地基，上面是新墙，结合部最脆弱。炸开这里，比炸城门省一半炸药。”
四月十五日，总攻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