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的指针走进一九三九年二月时，太行山的积雪开始融化。
白天，房檐滴答滴答淌水，夜里又结成冰溜子，一排排挂在檐下，像倒悬的刺刀。王家峪的废墟上，乡亲们已经开始清理砖瓦，准备开春后重建。村口那棵炸断的老榆树，锯平了断面，竟从树桩旁侧又抽出新枝。
铁柱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棵榆树。
他腿还瘸，左臂的刀疤遇阴天就发痒。卫生员说那是神经在长，好事。他不觉得好，痒比疼还磨人。
连队驻在王家峪北坡的窑洞里。一百二十人的加强连，黑风口、王家峪两仗打下来，能站队的还剩六十七人。牺牲的烈士名单，铁柱背得滚瓜烂熟。他不用看本子，闭着眼能从一排一排到四排，从第一个牺牲的王大彪，到最后一个是刚补进来三天、名字都没记全的小刘。
旅部补了五十三个新兵。全是十七八岁的后生，有从河北逃荒来的，有从敌占区跑来的，还有几个是王家峪本村的子弟——爹娘被鬼子杀了，房子烧了，哭着喊着要参军。
铁柱亲自接的他们。他瘸着腿站在队列前，一个一个问名字，问年龄，问为啥当兵。
问到最后一个，是个瘦得跟麻秆似的少年，颧骨凸出，眼窝深陷，棉袄上打着七八个补丁，肘子都露在外头。
“赵石头。”少年说，“十八。”
“十八？”铁柱看他那张面黄肌瘦的脸，顶多十五。
“虚岁十八。”少年倔强地昂头。
“为啥当兵？”
赵石头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下去：“俺爹俺娘，去年鬼子扫荡，都死了。俺哥跟着八路军走了，俺也来。”
“你哥叫什么？”
“赵铁头。”
铁柱心里一震。赵铁头，原三排长，野狐岭牺牲了，尸骨都没运回来。
他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少年，像看见了另一个赵铁头——那个抡起炸药包冲向日军碉堡的老兵，牺牲时眼睛还瞪得像铜铃。
“你哥是好样的。”铁柱说，“你也得是好样的。”
“是！”赵石头挺起胸膛。
训练从第二天开始。残雪未消，寒风刺骨。新兵们每天五点半起床，在冻硬的山路上跑步，在结冰的打谷场上练刺杀。手冻裂了，用猪油抹抹继续练；脚磨出血泡，挑破了包块布接着跑。
赵石头练得最狠。别人跑五里，他跑十里；别人练一百次空枪瞄准，他练两百次。晚上熄灯后，别人累得倒头就睡，他偷偷爬起来，在月光下一遍遍练习据枪姿势。
王大壮看不过去，劝他：“石头，悠着点，别练伤了。”
“俺不累。”赵石头说，“俺哥能当英雄，俺不能给他丢人。”
铁柱听见了，没说话。他站在窑洞口，看着月光下那个瘦小的身影，一枪，一枪，又一枪。
二月下旬，旅部召开作战会议。连以上干部参加，铁柱瘸着腿走了二十里山路，赶到黄崖洞。
凌瘦了。眼窝深陷，颧骨凸出，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他站在地图前，手里没拿教鞭，直接用手指点着。
“同志们，春天要来了。”他说，“鬼子以为咱们冬天被打残了，趴窝了，起不来了。他们错了。”
他指着地图上几个红圈：“日军为了应对百团大战后的局势，正在修筑三条封锁线，企图把太行山根据地切割成碎块。第一条，从正定到太原，基本完成；第二条，从阳泉到长治，正在施工；第三条，从石家庄到邢台，准备开工。”
他顿了顿，声音冷下来：“等三条封锁线全部完成，咱们的根据地就像鱼被困在干涸的水塘里，出不去，进不来，活活困死。”
窑洞里静得能听见心跳。
“所以，必须打。”凌说，“趁第二条封锁线还没完工，集中兵力，破袭阳泉至长治段的公路、据点、桥梁。打掉它，让鬼子的封锁计划破产。”
任务迅速分配。一团、二团主攻阳泉外围据点；三团、四团负责破路；五团为预备队。
铁柱连被编入三团序列，任务是炸毁漳河大桥。
漳河大桥在阳泉以南四十里，是封锁线的关键节点。桥长一百五十米，钢梁结构，日军在桥头修了碉堡，驻一个小队。炸掉它，阳泉至长治的公路运输至少中断一个月。
但问题是，漳河正值春季涨水，水流湍急。从水上接近几乎不可能，从桥上爆破又面临碉堡火力封锁。
“不能用老办法。”铁柱蹲在地上，用树枝画草图，“正面强攻，伤亡太大。得想个新招。”
李国栋伤愈归队不久，腹部还缠着绷带。他盯着草图看了半天，突然说：“能不能从桥下过？”
“桥下？”王大壮摇头，“水流那么急，人下去就冲跑了。”
“不是从水里过。”李国栋指着草图，“桥墩。每个桥墩都有检修平台，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