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的陕北，骄阳似火。塬上的黄土被晒得发烫，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气息。
红十五军团两万三千余人驻扎在延川县周边十几个村庄里。部队从青海一路奔袭回来，人困马乏，许多战士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底，军装破得遮不住身体，枪膛里的子弹平均不到五发。
但精神头是足的。
回到根据地，就像孩子回到了家。乡亲们从十里八乡涌来，提着篮子，挎着瓦罐，里面装着舍不得吃的鸡蛋、红枣、小米饭。孩子们围着战士打转，眼睛盯着他们背上那些打满了补丁但仍显得神气的步枪。
凌天把军团部设在延川县城外一个叫刘家沟的村子里。这是个典型的陕北村落，几十孔窑洞沿着山崖挖成，窑洞前是平整的场院，几棵老槐树洒下稀疏的荫凉。
“参谋长，这是房东刘大爷，这是张大娘。”警卫员小陈介绍着。
刘大爷六十来岁，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背有些驼，但眼睛很亮。他握着凌天的手，粗糙的手掌磨得人生疼：“首长，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屋里坐，屋里坐！”
张大娘忙着用笤帚扫炕：“快上炕歇着，走了那么远的路，累坏了吧？”
窑洞很简陋，土炕占了一半空间，炕头摆着个掉了漆的木柜子，墙上贴着已经发黄的年画。但收拾得很干净，炕席是新编的，还带着麦秸的清香。
“大爷，大娘，打扰你们了。”凌天说着标准的客套话，但心里暖烘烘的。这就是根据地，这就是老百姓。
“说的啥话！”刘大爷眼睛一瞪，“你们是打鬼子、打反动派的队伍，是咱穷人的队伍！住咱这儿，是咱的光荣！”
安顿下来后，凌天立即召开军团干部会议。
会场设在村里打谷场上，十几张小板凳围成一圈。徐海东、程子华、王宏坤、刘震、马腾云等主要干部都到了，个个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但眼神里都有光。
“同志们，我们回来了。”凌天开门见山，“但现在不是歇脚的时候。党中央已经决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们红十五军团，也要整编。”
这个消息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但正式从凌天嘴里说出来，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
“真要戴青天白日帽徽？”黑山豹忍不住问。他是骑兵团长，性子直。
“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为了团结全国力量抗日。”徐海东严肃地说，“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
“可是……”黑山豹还想说什么，被凌天打断了。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心里有疙瘩。我和你们一样，想起牺牲在河西走廊的战友，想起马家军的屠刀，心里就恨。但是——”他环视众人，“日本鬼子正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占领我们的土地。如果我们还纠结于过去的恩怨，那就是对民族的犯罪！”
打谷场上安静下来，只有远处传来的战士操练声和村里孩子的嬉闹声。
程子华接话：“凌参谋长说得对。我们红军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为了救国救民。现在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上，谁上？”
“改编不是投降，是换一种方式继续战斗。”凌天补充道，“而且，改编后我们仍然保持独立性，党的领导不会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
道理大家都懂，但感情上还需要时间。
会后，凌天到各部队驻地转了一圈。战士们对改编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理解，有的闷闷不乐，还有几个老战士蹲在墙角抹眼泪——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一路打过来，多少战友死在国民党的枪下，现在却要和“仇人”合作。
“参谋长，我想不通。”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班长拦住凌天，他姓李，大家都叫他老李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兵，身上有七处伤疤。
凌天示意他坐下，递给他一支烟：“老李，你说说，为啥想不通？”
老李头猛吸一口烟，呛得咳嗽：“我弟弟，就是被国民党保安团打死的。那会儿他才十七岁……现在要我跟他们一起打鬼子，我……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你弟弟要是还活着，他会怎么做？”凌天问。
老李头愣住了。
“你弟弟为什么参加红军？是为了给你爹娘报仇，还是为了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当然是……”老李头声音低了下去。
“如果你弟弟知道，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团结所有人去打真正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会怎么做？”
老李头沉默了，烟在指间慢慢燃烧。
凌天拍拍他的肩：“老李，仇恨不能忘记，但仇恨不能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要报仇，但不是找错了仇人。日本鬼子才是我们最大的仇人，他们杀的人，比国民党多得多。”
不远处，宣传队的同志正在教孩子们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