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地的清晨
1935年4月15日,乌蒙山根据地。
晨曦透过竹叶缝隙洒进窝棚,凌天在木板上翻了个身,左腿的旧伤隐隐作痛。他起身穿上补丁摞补丁的军装,走出窝棚。
营地已经苏醒了。
炊事班在溪边升起炊烟,大锅里煮着野菜粥。战士们排队打饭,每人一碗粥、半个烤土豆。虽然简单,但比起刚进山时只能吃野菜、树皮,已经好多了。
“团长早!”年轻的通讯员小陈端着碗跑过来,“今天有土豆!阿鲁达头人昨天送来的,整整两筐!”
凌天接过碗,喝了一口粥。粥里加了盐,有点咸味——这是彝族寨子用兽皮从山下换来的盐,分了一半给红军。
“伤病员那边怎么样?”
“张医生说,重伤员还有十二个没脱离危险,但轻伤员恢复得不错。昨天又有三个能下地走路了。”
凌天点头。部队进山时有一千四百多人,经过扎西战斗和乌蒙山伏击战,减员到一千二百余人,其中伤员就有两百多。医疗条件简陋,药品稀缺,每一天都有伤员因感染而死。
“走,去看看。”
二、简陋的医院
所谓的“医院”,其实是三个大窝棚。中间用竹帘隔开,一边住重伤员,一边住轻伤员。
张医生三十出头,原是贵阳一家教会医院的医生,三年前参加革命。他戴着用竹片自制的眼镜,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
“团长。”张医生抬起头,满脸疲惫,“消炎药昨天用完了。今天有三个伤员发烧,再没有药,恐怕……”
凌天看着窝棚里躺着的战士们。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伤口化脓,有的高烧说明话。但他们咬着牙,不吭一声。
“还能撑几天?”
“最多三天。”
凌天沉默。药品是硬通货,比粮食还难搞。山下被滇军封锁,彝族寨子的土药效果有限。
“我想办法。”他转身离开。
路上遇到孔捷。这位沉稳的二营长正在教新兵拼刺刀——用的是木棍。
“团长。”孔捷立正,“新兵训练进展不错,就是……子弹太少了。每人每天只能打三发实弹,剩下的都是空枪练习。”
这是另一个难题。虽然缴获了一批弹药,但只够打一两场中等规模战斗。如果滇军大举进山,弹药撑不了多久。
“先练好拼刺和投弹。”凌天说,“近战和夜战是我们的优势。”
“明白。”
三、生产自救
营地东面,一片新开垦的坡地。
几十个战士和彝族群众正在挖地、播种。带头的是杨青山——他现在是生产队队长。
“团长!”杨青山拄着锄头,“这片地有二十亩,种了土豆、玉米、南瓜。三个月后能收第一茬,够全团吃半个月。”
凌天蹲下抓起一把土。乌蒙山的土壤贫瘠,石头多,不适合耕种。但没办法,光靠打猎和采集,养不活一千多人。
“水利工程呢?”
“在修。”杨青山指着山腰,“彝族兄弟帮我们在那边挖了条水渠,把山泉水引下来。再有个七八天就能通水。”
这是红军和彝族的合作项目。红军出人力,彝族出技术和工具(他们擅长在山地修水利)。水渠修好后,不仅能灌溉,还能解决营地饮水问题。
“好。”凌天拍拍杨青山的肩,“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杨青山咧嘴笑,“比起打仗,种地算轻松了。”
但凌天知道,开荒种地不轻松。战士们大多出身农民,会种地,但这里的条件太差。而且,他们还要训练、警戒、执行任务,体力消耗很大。
四、内部矛盾
中午,营部开会。
李云龙第一个抱怨:“团长,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咱们一千多人窝在山里种地,算什么红军?要我说,打出去!打下几个镇子,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