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令，立开疆治理事专题会，拟《疆土治策纲要》。” 袁克定合上册子，对近侍沉声道，语气果决，“核心三则：尊各地族俗传统，不搞一概而论；依地域水土实情，各地自定细则；各族贤达共议政事，保障乡野话语权。召军政、民政主事及漠北、西陲、滇南三地驻都代表，两日后聚议事堂，只论务实之策，禁空言虚谈。”
近侍躬身领命，袁克定又补言：“凡抱守旧规、执意僵化施政者，不必参会。”
两日后，议事堂内座无虚席。朝服官员与身着特色族饰的各地代表同列，气氛肃然，微带紧张。主事刘裕率先进言，面露忧色：“若一味顺随地方族俗，恐乱施政章法，难成全国统筹之治。”
“刘主事此言差矣！” 袁克定放下茶盏，瓷响清亮，“各族文化相融，从非强逼同化，乃是平等相待、彼此相惜。南疆往昔，有官吏强改族俗，禁传统节庆、限特色服饰，终致矛盾四起、民怨难平。后改弦更张，尊其俗、顺其心，让当地人主本地事，不过半载，便赋税收增、百姓安居，此乃明证。”
言罢，侍从取来南疆百姓所寄手书，分予众人：“这些皆是南疆父老的心意，有老者以族文写谢，有稚子绘家乡安景，字字句句，皆为求一份尊重。治理疆土，根本在得民心。若只讲形式统一，不顾地方实情、族民所愿，只会积怨生隙，让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
刘裕面有愧色，仍辩道：“南疆是南疆，漠北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西陲地域辽远，各族习性各异；滇南诸族杂居，过往小有纠葛，南疆之法，未必能适用于三地。”
“正因三地殊异，方要因地制宜！” 袁克定目光扫过全场，语气斩钉截铁，“今立三支治疆督导队，分赴三地定策。北路李崇山领队治漠北，南路赵延年领队治西陲，东路陈明远领队治滇南。此三人皆熟稔边疆情状、通晓当地语言，至地方后，必联当地官吏、各族贤达，摸清族俗、找准治弊，定贴合实情的施政之法。”
话锋一转，他看向面露迟疑的官吏，语气冷肃：“丑话在先，凡守旧抗令、阳奉阴违、敷衍塞责者，一律按律处置！吾辈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疆土安宁、百姓安乐，非装模作样的表面文章。”
散会后，三支督导队即刻筹备。李崇山选通漠北语者、熟草原情的兵士，邀研漠北民俗的学者同行；赵延年聚知西陲各族生活的幕僚，备好汉与西陲族语的双文文书；陈明远梳理滇南各族往来史料，定矛盾调解之法。三日后，三队携《治策纲要》与袁克定手书，奔赴疆土。
督导队甫至漠北乌兰部，便遇牧民与当地衙署的争执。衙署官吏照搬农区税规，按牧民羊群头数征税，前岁雪灾，牧民羊群死伤近半，衙署仍按原数收税，乌兰部首领那木济勒率数十牧民围于衙外，双方剑拔弩张。老者坐地哭诉生计艰难，青壮年攥着马鞭，满脸愤懑。
“汝等只知按规收税，不顾草原人死活！” 那木济勒面色铁青，直指衙署官吏，“雪灾之后，牛羊十去其三，多少人家破人亡，汝等分毫不让，是要逼死草原人吗？”
官吏立于阶上，强辩道：“税规乃都城所定，岂容地方擅改？若皆求特殊，规法何在？吾等守衙理事，只能依规行事！”
“此规不合草原实情，便非良规！” 那木济勒怒喝，“兄弟们，随我讨个公道！”
牧民正要上前，李崇山策马疾驰而至，高声喝止：“住手！有事从容商议，切莫冲动！”
他翻身下马，行至双方中间，高举袁克定手书与《治策纲要》：“吾乃都城派来的北路督导队首领李崇山，奉令协理漠北治事，各地可依实情改定税规，绝不一概而论！”
官吏面色一变：“李首领，税规乃大事，岂可说改便改？”
“税规之本，在保民生、收赋税，非死搬硬套。” 李崇山语气严肃，“南疆改弹性税规，赋税反增三成，正因合民心、顺实情。漠北以游牧为生，与农区天差地别，岂能按头征税？吾提议行‘水草税’，按季度羊群出栏量的三成缴税，余者全归牧民，遇灾年可申请免税，既保都城赋税，亦让草原人能安身立命。”
那木济勒眼中微动，仍有顾虑：“李首领，今日定此策，他日都城若变卦，奈何？草原人见多了朝令夕改，实在心寒。”
“首领放心！” 李崇山双手递上袁克定手书，“此书为证，都城承诺，定好的治策长期不变，每两年与各族贤达共议评估，按需调整。且都城将在草原设学堂，优先收草原子弟；军政岗亭，留三成予漠北各族；另拨款修缮草原驿站，改善游牧之路，皆是实打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