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有人低声议论，一个戴皮帽的牧民操着生硬的汉语喊道：“官话听不懂！去年交了牛羊，水渠还是没修，你们就是来骗东西的！” 这句话像点燃了火药桶，不少牧民跟着附和，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眼看就要扔过来。赵文轩急忙让翻译重复，可翻译的西北方言半生不熟，把“税收取之于民”译成了“官府要收你们的东西”，越解释越乱。没等宣讲结束，牧民就陆续散去，只剩满地脚印、被风吹倒的木牌，还有医疗帐篷外被踩坏的药箱。
北平总统府的书房里，袁克定盯着西北发来的急报，指尖在案头轻轻敲击。急报里详细罗列了宣讲受阻的症结：交通闭塞，青海、甘肃的偏远牧区车马不通，宣讲团要靠骆驼驮运物资，走上三四天才能到一个牧场；语言不通，官话、翻译的蹩脚方言，再加上藏、回等民族语言的隔阂，政策根本传不进去；内容空洞，只讲“中枢统一”“边防重要”的大道理，不提牧民关心的税收多少、补贴怎么领、生病怎么办；更棘手的是，境外势力暗中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牧区散布“中枢宣讲是要汉化你们、抢你们的牧场”，不少牧民被蛊惑，对宣讲团充满敌意。
“光靠官话宣讲，无异于对牛弹琴。”袁克定放下急报，对身边的民政总长张謇说，“立刻调整策略，走本土化路线。第一，招募西北本地士绅、宗教人士、常年走牧区的货郎、退休老秀才，组成‘本土化宣讲团’，用方言和民族语言讲政策，他们懂本地人情，牧民信得过；第二，宣讲必须和民生服务绑定，医疗队、农具维修队、种子发放组同步跟进，先给牧民办事，让他们尝到甜头，再听我们说话；第三，制作双语图文手册和壁画，把税收、补贴、边防这些事画成连环画，配上汉、藏、回三种文字，不识字的牧民也能看懂；第四，给宣讲团定规矩，不准摆官架子，不准吃拿卡要，住在牧民帐篷里，和他们一起放牧、挤奶，用真心换真心。”
三日后，兰州城内的旧府衙成了宣讲团招募点。消息一出，报名者络绎不绝。有在本地经营了三十年商铺的汉商王德发，通晓汉、回、藏三种语言，还娶了藏族妻子，在青海牧区人脉极广；有塔尔寺的洛桑高僧，德高望重，藏族牧民都信他的话，还能带寺里的喇嘛帮忙翻译；有常年穿梭于牧区和城镇的货郎王二喜，走南闯北，知道牧民最关心的是牛羊疫病、农具好坏、盐巴价格，说话全是家常话；还有退休的老秀才李守义，擅长写通俗顺口溜，能把复杂政策编成“税收交三成，水渠修到门；边防守得牢，牛羊不跑掉”这样的短句；甚至有几个年轻的本地师范生，主动要求加入，负责制作宣讲手册和壁画。
筛选现场，赵文轩亲自考核，抛出的问题全是牧区实际情况：“牧民问‘交了牛羊，万一遇到雪灾，中枢管不管’，你们怎么答？” 王德发立刻用藏语答道：“交的牛羊，一部分给边防军当粮草，一部分换成种子、药品存着，雪灾来了，中枢会派骆驼队送救济粮，还会派兽医帮着治牛羊。” 洛桑高僧补充：“就像寺庙里的香火钱，不是白交，是用来修缮寺庙、接济穷人，中枢的税收也是这个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王二喜则更直接：“跟牧民说‘交十只羊，能换两把新犁铧，还能让孩子免费看一次眼病’，他们听得懂，也愿意信。” 赵文轩满意点头，当场定下三十人的宣讲团，随即展开为期五天的集中培训。
培训课设在府衙后院的大杂院，没有桌椅，大家坐在地上听课。税务专家把“累进税制”拆解成“家里有十只羊，交一只；有一百只羊，交十只，不欺负穷人，也不让富人占便宜”；民政官员把“民生补贴”细化到“六十岁以上老人，每月领三斗粮食；孩子上学不用交钱，还管午饭；家里有人当兵，每年给五匹布、二十斤盐”；边防军官带着沙盘来，用石子摆出边境线，讲解“洋人想占咱们的牧场，边防军守住了，你们才能安心放牧，要是边防垮了，洋人会抢走你们的牛羊，还会抓你们的孩子”。赵文轩反复强调：“不许说官话，不许讲大道理，就把政策翻译成牧民能听懂的家常话，结合他们的日子讲，还要学会倾听，他们抱怨的事，记下来上报中枢，能解决的当场解决。”
王二喜还分享了自己走牧区的经验：“跟牧民打交道，要先递砖茶，再聊牛羊，最后说政策。比如看到牧民的马鞍坏了，先帮着修，修的时候说‘中枢现在给每个牧场配了铁匠，以后修农具不用跑几十里路了’，他们自然愿意听下去。” 洛桑高僧则教大家尊重民族习俗：“进藏族帐篷要脱鞋，不踩经幡，不吃狗肉；跟回族乡亲说话，不提猪肉，不喝酒，这些细节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