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坐在主位，指尖轻叩桌面，打破了沉默：“南北合作至今，中枢与南方达成的‘军政共治’框架，本是为了稳定大局。可如今赣州、潮州接连出现摩擦，甚至肢体冲突，根源就在权责不清。革命党要民政自主，北洋要中枢管控，各说各理，最终受苦的是百姓，受损的是国家稳定。”
他话音刚落，汪精卫便站起身，长衫下摆扫过桌沿：“执政所言极是，但南方基层民政，自革命党起事以来便由我们主导，百姓也习惯了我们的治理模式。北洋突然介入，不仅官员难以适应，百姓也颇多怨言。民政之事，理当由革命党完全自主，北洋只需专注军政，无需过多干预。”
“汪代表此言差矣！”李纯立刻反驳，声音提高了几分，“南方局势远比北方复杂，部分地区仍有分裂势力暗中活动。若民政完全由革命党主导，一旦有人借民政之便培植亲信、囤积物资，甚至传播分裂思想，后果不堪设想。中枢统一管控是底线，军政、民政岂能完全割裂？”
两人你来我往，争论渐趋激烈。革命党代表胡汉民补充道：“我们并非要脱离中枢，只是希望民政事务能有更多自主权。比如赋税征收，南方民俗与北方不同，统一标准难以推行；户籍登记，革命党在南方根基深厚，更易摸清实情。北洋官员不熟悉地方情况，强行干预只会适得其反。”
北洋派的山东都督田中玉冷笑一声：“胡代表这话就偏颇了。赋税征收关乎中枢财政，若革命党擅自更改标准，截留税款，中枢如何统筹全国开支？户籍登记涉及治安管控，若有不法分子混入其中，引发动乱，谁来负责？北洋并非要夺权，只是要确保各项工作符合中枢规则。”
坐在角落的南方士绅代表们窃窃私语，大多面露难色。他们长期依附革命党，不仅在民政事务中享有一定特权，还能通过革命党获得赋税减免。得知北洋要介入监管，不少人暗自盘算如何抵制。赣州士绅刘启元悄悄递了个眼色给身边的革命党代表，低声说了句：“民政若被北洋插手，咱们的利益怕是难保。”
袁克定抬手示意众人安静，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吵解决不了问题。今日召集诸位，不是要分个你对我错，而是要找到共赢的办法。我提三个方案，诸位斟酌。”
他起身走到墙边的地图前，指着南方各省：“第一，权责明确划分。北洋负责南方军政、治安，包括驻军部署、盗匪清剿、边境防控，确保地方安宁；革命党负责民政、教育，包括户籍登记、赋税征收、学校创办、民生救济，但必须严格遵循中枢制定的统一规则，赋税征收标准、户籍登记流程、教育大纲均不得擅自更改。”
“第二，建立交叉监督机制。北洋可派专员核查革命党民政工作是否合规，重点监督税款是否足额上缴、户籍信息是否真实；革命党也可派代表监督北洋军政行为，核查驻军是否滥用职权、治安管控是否侵犯百姓利益。双方核查结果直接上报中枢，若发现违规，由南北摩擦调解小组裁决。”
“第三，组织联合培训班。挑选南北基层治理成效显著的官员，分享经验，让双方官员互相了解、消除隔阂。同时，选取赣州作为示范县，先行试点权责划分，成功后再向南方各省推广。”
汪精卫沉吟片刻，仍有些犹豫：“交叉监督会不会变成互相掣肘？比如北洋专员故意刁难民政工作，或是革命党代表无理指责军政行为。”
“调解小组由中枢、北洋、革命党三方人员组成，各占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确保裁决公平公正。”袁克定补充道，“而且，赋税征收由革命党负责收缴，北洋只负责监管流向，不干预具体过程；户籍登记由革命党采集信息，北洋负责核验备案，提高效率。这样既保障了革命党的民政主导权，也守住了中枢的管控底线。”
李纯也提出顾虑：“革命党在南方经营多年，若借民政之便暗中发展势力，交叉监督恐难察觉。”
“这就是为何要统一规则。”袁克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权责清单，“清单上列明了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流程和考核标准。比如户籍登记，必须在中枢统一开发的系统中录入信息，北洋专员可随时查阅；赋税征收，需每月上报明细，由中枢财务部门核对。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介入调查。”
经过三个小时的反复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汪精卫松了口气，说道：“执政的方案兼顾了双方利益，革命党愿意配合。但希望北洋驻军在治安管控中，能尊重南方百姓的生活习惯，不得随意搜查民宅、骚扰商户。”
“只要革命党恪守规则，北洋绝不越界。”李纯点头回应，紧绷的脸色缓和了些许，“之前的摩擦，多是因为权责不清，如今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