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上堆着账本、铅笔、几张皱巴巴的报纸，还有一个空墨水瓶。
约瑟芬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她睡得很沉，头枕在手臂上，棕色的头发散乱地遮住了半边脸。另一只手还握着一支铅笔，笔尖抵在账本上，晕开了一小团墨渍。
亨丽埃塔轻轻关上门，但木门合页还是发出了吱呀一声。约瑟芬动了动，没醒，只是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把脸往手臂里埋了埋。
她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等心跳平复下来。
桌子上摊开的账本，最后一栏写着赤字:负87马克36芬尼。
那是上个月结余的。这个月呢？这个月还没过完，但已经能预见结局，负数会变得更大。
饲料只够撑到下周。燕麦没了，玉米还剩半袋，麸皮倒是还有，但光喂麸皮鸡不下蛋。
她拿起账本，一页页翻。字迹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支出和收入:某月某日，购入燕麦三袋，花费多少;某月某日，卖出鸡蛋多少打，收入多少;某月某日，修补鸡舍屋顶，购买油毡，花费多少……
数字都很小。最大的支出也不过十几马克。但就是这些小小的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勒得她们喘不过气。
翻到最后一页，是约瑟芬昨天写的:
“无订单。希姆拉进城询问三家面包房，均表示暂时不需要。蛋商施密特先生只愿以原价七成收购，未同意。饲料告急。需尽快决断。”
“决断”。亨丽埃塔盯着这两个字。决断什么？是卖掉一部分鸡换饲料钱，还是干脆关门，把剩下的鸡处理掉，能收回一点是一点？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每次想到要亲手处理那些鸡，她的胃就会一阵抽搐。
晕血。从记事起就这样。
看见血，哪怕是鸡血，就会头晕、恶心、眼前发黑。
小时候家里杀鸡，她总是躲得远远的。父亲笑她胆小，说鸡血有什么好怕的。但她就是怕。怕那种黏稠的、暗红色的液体，怕那种腥甜的铁锈味。
所以养鸡场里的鸡，她从没杀过。一只都没有。
以前是父亲处理，父亲死后，是雇的短工。
后来没钱雇人了，就……就一直拖着。老鸡在鸡舍里越积越多，吃着饲料，却下不出几个蛋。
约瑟芬倒是不晕血。但她腿不方便，握刀的手也不稳。
有一次试着杀鸡，鸡没杀死，满院子扑腾，血溅得到处都是。约瑟芬拄着手杖追，结果摔了一跤
从那以后，她们就再也没试过。
亨丽埃塔放下账本，目光落在约瑟芬脸上。
她睡得很不安稳，眉头蹙着，嘴唇抿得很紧。即使在睡梦里，那种紧绷的神情也没有完全放松。
约瑟芬·戈培尔。她们认识三年了。她们曾都是某大学的旁听生，当时是在一门关于家禽养殖的讲座上认识的。
讲座很枯燥，讲师是个干瘪的老头，翻来覆去地讲鸡的消化系统。下面没几个人在听。
亨丽埃塔坐在角落，因为咳嗽，用手帕捂着嘴。约瑟芬坐在她前面一排，一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不是在记笔记，是在画鸡。各种姿态的鸡:啄食的、理毛的、打瞌睡的。画得很传神。
课间休息时，亨丽埃塔就和她聊了聊
亨丽埃塔说她为什么不听课
对方则是反问她：“你看上去很瘦弱，还一直在咳，你身体不好吗？”
亨丽埃塔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那还来听这种课？”约瑟芬挑了挑眉，“养鸡是体力活。你这身体，能行？”
“我…我想养鸡。”亨丽埃塔小声说。
这是真话。她喜欢鸡那种简单的、可预测的生活。吃食，下蛋，睡觉。没有复杂的情绪，没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果能有一个自己的养鸡场，每天就喂喂鸡，捡捡鸡蛋，生活也许会变得……平静些。
约瑟芬看了她很久，然后说:“我也喜欢鸡。但我更喜欢吃鸡蛋。”
后来她们就熟了。亨丽埃塔才知道，约瑟芬的腿是小时候摔的，没治好，留下了残疾。
走路需要手杖，不能跑，不能久站。但她脑子好使，尤其擅长算账和写字。她说她以前在印刷厂干过排字工，后来厂子倒闭了，她就到处打零工。
“养鸡至少不用一直站着。”约瑟芬说，“而且鸡蛋总是有人要吃的。对吧？”
于是她们合伙了。亨丽埃塔拿出父亲留下的一点积蓄，加上变卖家里一些杂物凑的钱，租下了潘科区这片地。约瑟芬负责跑手续、找买家、记账。
一开始还不错。真的不错。鸡蛋不愁卖，雏鸡也抢手。她们甚至计划着扩大规模，再建两栋鸡舍，养一千只鸡。
然后金融危机就来了。
像一场没有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