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家里娃娃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点工钱掰成八瓣花也不够。”
“有些工头……是比之前强了，不敢明着克扣，但脾气还是大，动不动就骂人，安排活计也不那么公平，跟他关系好的，就派轻省点的。”
“住的地方太远，每天天不亮就得走路上工，晚上收工回去天都黑透了。要是能在工地附近，哪怕搭个棚子住都行，省多少脚力。”
“医务所那两个大夫是好心，可药太少了，稍微重点的病就看不了，让去医院，我们哪看得起啊。”
抱怨一旦开了头，就有点收不住。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最实际、最琐碎的困难：物价、住房、交通、医疗、个别工头的态度、工具损耗、伙食质量、工期太赶带来的疲劳和安全隐患……
克劳德认真听着，不时点头，或者追问一两句细节。他没有打断，也没有辩解，只是将这些活生生的诉苦一一记在心里。这才是政策最真实的落地反馈，比任何报告上的数字都更有力量。
这时，一个一直蹲在角落闷头抽烟的中年工人忽然瓮声瓮气地插了一句：
“顾问先生，您比那些社民党的先生们……实在。”
这话让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下。社民党在工人中一直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伦敦事件后其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加剧，但在普通工人眼中，他们依然是自己人，是为工人说话的。
克劳德看向那个说话的中年工人：“哦？怎么个实在法？”
中年工人掐灭了烟头，抬起头，他脸上有一道疤，眼神看起来经历过不少事
“以前也听过社民党的先生们演讲，在酒馆里，在工会会场。他们说的话，好听，有道理。说什么八小时工作，什么提高工资，什么保障工人权利，什么推翻剥削……听着是解气，心里也热乎。”
“可是，喊了这么多年，口号还是口号。议会里吵来吵去，老爷们还是老爷。该没活干还是没活干，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伦敦那边的可怜人倒是真干了，结果……您也知道了。”
“可您这儿，不一样。您没跟我们说那么多大道理。您就是搞了这个工地，让我们有活干，有钱拿，有饭吃。手套没那么耐用是小事，汤里没油水也能忍，至少不用全家挨饿，不用看着老婆孩子饿得直哭。”
“社民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画了个大饼。顾问先生您……您给了我们一块能实实在在啃的黑面包。饼再好看，吃不到嘴里，饿；面包再糙，能顶饿。”
他的话引起了周围不少工人的共鸣。纷纷点头。
“老疤说得对！那些先生们讲得是天花乱坠，可咱这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口号不能当饭吃。”
“鲍尔先生是做实事的！陛下也是仁德的！”
“就是，别整那些虚的，有活干，有钱拿，最实在！”
克劳德心中微微触动。他没想到，在这些最底层的工人心中，会将自己和社民党做这样的比较。社民党代表着理想、理论、长远的斗争目标；而自己代表的，是当下、是生存、是最基本的“有活干，有饭吃”。
这无关对错，只是处境和需求的差异。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首先需要的是活命，然后才能谈理想。
社民党的理论无疑更系统，更具正确性，指向一个更公平的未来。但在帝国目前的体制和危机环境下，那种未来显得遥远而充满风险。
而自己提供的，是一条相对安全、能够立即缓解痛苦的保守路径。它不触及根本制度，只是在现有框架内，用国家力量进行有限度的干预和救济，换取暂时的稳定。
工人们用脚投票，选择了面包。这既是对当前政策的认可，也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无奈和务实，在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和现实主义的粗糙面包之间，他们选择了先活下去。
“大家的意思，我明白了。让大家有活干，有饭吃，这是最基本的。陛下和总署，会继续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好，做得更踏实。”
“大家刚才提的物价、住房、医疗、工头态度这些问题，我都记下了。有些事，比如物价，涉及整个国家甚至世界，解决起来需要时间。但有些事，比如改善伙食、增加劳保用品、整顿不合格的工头、在工地附近寻找可能的临时住处、扩充医务所的药品……这些，我们可以立刻着手去办。”
“我会让赫茨尔主任，还有那些穿蓝制服的弟兄们，把大家的这些难处，一条条记下来，能解决的尽快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说明白难处在哪里。”
“还是那句话，陛下搞以工代赈，是真心想让大家有条活路，让帝国稳住。绝不能让好心办了坏事，更不能让几只蛀虫坏了陛下的仁政，寒了大家的心。大家以后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不平，除了找蓝制服的弟兄，也可以直接找工地上的负责人，或者……”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