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共同的外部生存压力下，阶级认同真的能压倒民族、历史、文化的隔阂吗？”
他又看向汉斯：“汉斯先生，你相信议会斗争，相信选票，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听起来更稳妥，更文明。”
“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从拉萨尔、倍倍尔到现在，社民党在议会里席位越来越多，可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改善有限，关键时刻，党的高层却往往和资产阶级政府妥协，甚至调转枪口对准更激进的工人？”
“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本身就保证了金钱和媒体的力量远远大于选票。因为社民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软化纲领，吸纳中产阶级，最终被这个体系同化。”
“因为当危机真正来临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民主的面具，用暴力维护统治。”
“弗里茨大哥刚才说，以前是给私人资本家当牛马，现在是给帝国和总署当更规矩更沉默的牛马。这话一针见血。”
“但我想问，如果推翻了我，推翻了帝国，你们建立的新世界，就能保证工人不是牛马了吗？就能保证工人自己真正说话算数，而不是被新的领袖、新的先锋队、新的官僚代表了吗？”
“你们痛恨特权。可你们怎么设计一个制度，能永远防止特权的产生？靠选举？选举可以被操纵。靠觉悟？觉悟会衰退。靠监督？监督者谁又来监督？还是说像某些空想家说的，取消国家，取消政府，人人自觉？”
“在一个人人为生存挣扎、资源有限、外部强敌环伺的世界里，这可能吗？”
“你们渴望公平。可公平是什么？是结果的绝对平等？那多干的和少干的，能干的和不能干的一样分配，这叫公平吗？”
“还是会挫伤积极性，大家一起穷？是机会的平等？可人生来智力、体力、家庭环境就不同，起跑线永远不一样，怎么保证真正的机会平等？你们设想的按需分配，需的标准谁来定？无穷的需和有限的产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
“你们反对市场经济，说它是万恶之源。好，那用计划经济。可计划经济怎么收集海量的需求信息？怎么做出最合理的生产决策？怎么保证效率，不至于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短缺？”
“靠一群最聪明、最无私的计划者在办公室里用算盘和纸笔计算全国几千万人的吃穿用度？这可能吗？”
“但如果开放市场，哪怕只是一部分，又怎么防止金钱的力量重新腐蚀一切，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产生，防止理想在商品和资本的洪流中褪色？怎么防止外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渗透进来，消解你们的革命意志？”
“怎么改造旧社会留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观念和人性中的自私一面？喊口号、办学习班、搞运动，就够了吗？人性的改造和转化是一蹴而就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吗？那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特定历史条件的温床”（这里不是人性论，意思是人性基于社会条件产生，表达的可能有点歧义）
“再说最现实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国，没有殖民地，缺少很多关键资源，粮食也不能完全自给。如果走你们设想的道路，必然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敌视、封锁。”
“外汇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引进？必需的资源从哪里获取？用革命口号能换来石油和机床吗？还是准备关起门来，过中世纪的自给自足生活？”
“那样的话工人兄弟是当家作主了，可恐怕连黑面包和土豆都不能保证天天有，工人兄弟会不会对共产主义失望？”
克劳德说的这些问题，有些他们模糊地想过，有些从未深入思考，有些则被激昂的口号和对未来社会的浪漫想象所掩盖了。
“我不是在为自己，或者为现在的帝国辩护。”
“现在的德国，问题堆积如山，矛盾尖锐复杂。我做的是用我能想到的、在现有框架下可能最快见效的办法，去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让工人不饿死，让工厂转起来，让国家不至于崩溃然后被虎狼分食。我承认这是裱糊，是妥协，是用新的控制代替旧的控制。我从未说过这是最终答案，是人间天堂。”
“但你们……你们怀抱着最美好的理想，想要砸碎这个令人窒息的旧世界。我敬佩这份理想。”
“但我问你们，砸碎之后呢？你们拿什么来建设新世界？你们设计的蓝图，经得起我刚才那些问题的拷问吗？还是说，你们觉得只要革命成功，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阳光自然会普照大地？”
“如果你们的答案仅仅是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或者革命会解决一切，那恕我直言，这和那些祈祷上帝降临拯救世人的信徒本质上没有区别。”
“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想象中的完美的之后，而不是直面惨淡的现实和复杂的历史环境。”
刚才激烈批判总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