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铁路线如同钢铁血管，在波西米亚与巴伐利亚的山地间穿行。
她坐在车厢靠窗的位置，深灰色的“总署”制式风衣整齐叠放在身旁的行李架上。她穿着便装，一件朴素的墨绿色羊毛连衣裙，外面罩着深色外套，这是用她第一个月薪水买的。
列车行驶的节奏稳定而催眠，窗外的风景从普鲁士平原的整齐农田，逐渐变为多瑙河沿岸起伏的丘陵。
但她无心欣赏风景。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收紧又松开，掌心有些潮湿。五年了。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经整整五年了。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
那一年，她揣着母亲从微薄寡妇抚恤金中硬挤出来的钱，还有卖掉最后几件像样首饰换来的路费，踏上了前往维也纳的列车。
母亲站在林茨车站的月台上，身形在秋日的寒风中显得格外瘦小，却努力挺直脊背，脸上带着那种希塔菈熟悉又心疼的、强装出来的笑容。
“去吧，去学你想学的。妈妈没事。”
母亲总是这么说。在父亲去世后，在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时，在不得不一次次低头向亲戚借贷时，她总是这么说。
维也纳。她闭上眼睛，那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不是艺术学院明亮的画室，不是多瑙河畔的咖啡馆，不是她梦想中充满艺术与思想的都市。而是寒冷漏风的阁楼，是永远不够吃的黑面包，是颜料用尽后的绝望，是画廊老板鄙夷的眼神，是房东粗暴的敲门声，是当掉最后一件像样外套的寒冷早晨。
她给母亲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教授很欣赏我的素描。”“今天卖出了一张小画。”“维也纳的秋天很美，我在咖啡馆里画画，能赚到一点小费。”
谎言。全是谎言。
真正的现实是：她在施粥所外排队，在公园长椅上过夜，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搬运砖块，手指被粗糙的砖块和灰浆磨得破皮流血，在洗衣房内面对永远洗不完的衣物，大冬天在街道上铲雪。
她看着维也纳街头衣着光鲜的绅士淑女
看着那些在画廊里一掷千金的画商
看着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谈论着她听不懂也不关心的艺术理论的知识分子。
她恨。恨这座城市的虚伪，恨那些人的冷漠，恨自己无能，最恨的是，她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她不敢回家。没脸回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口袋里连一张回程车票钱都凑不齐，怎么回去？告诉母亲，您牺牲了一切供我追求的梦想，在维也纳一文不值？告诉她，您的女儿不仅没能成为艺术家，甚至快要活不下去？
于是她不回信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两周，到一个月，到几个月。母亲的来信从一开始的频繁，到后来的小心翼翼，最后只剩下一封封简短的信，里面只絮叨着林茨的天气，邻居的琐事，反复叮嘱她注意身体，钱不够一定要说。
她知道，母亲猜到了。那个总是能看透她所有小心思的女人，怎么可能猜不到女儿的窘迫？但她从未在信里说破，从未催促，从未抱怨。只是默默地把家里能省下的每一个铜板寄往维也纳那个永远不够确切的地址。
最后她对这座艺术之都没了任何留恋，为了生计，她不得不一路向北流浪
然后，她遇到了顾问阁下。
列车驶过一座铁桥，桥下是多瑙河的支流，河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她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面除了几份需要在路上审阅的、关于在波美拉尼亚地区开展宣传工作的计划草案，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
那是她过去薪水的大部分。帝国资源总署高级文员的薪酬，远超她的预期。更不用说作为宣传科实际负责人的特殊津贴。她数出足够在柏林租下一套体面公寓、雇用一个女仆、并让母亲过上舒适生活的钱，剩下的全部塞进了这个信封。沉甸甸的。
她想象着母亲看到这些钱时的表情。不是欣喜，一定是先担忧地问她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她得好好解释，慢慢说，关于总署，关于顾问阁下，关于她正在参与的、伟大的事业。
她会告诉母亲，她不再是那个在街头挨饿受冻的落魄鬼
她现在有体面的工作，有明确的理想，有愿意追随的领袖。她正在绘制比任何油画都更宏大的蓝图
列车减速，售票员有些慵懒的喊道：“林茨。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她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她深吸一口气，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风衣和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风衣是总署的制式服装，她本不打算在林茨穿，太显眼，但此刻，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它仔细地穿好，扣上每一颗铜纽扣，抚平每一处褶皱。深灰色的羊毛呢料，挺括的剪裁，左胸上方用金线绣着的、环绕着齿轮与剑戟的帝国鹰徽，在车厢昏暗的光线下隐隐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