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暴发户的鄙视，对纯正血统和军功荣耀的维护，是深植于他们骨髓中的本能。
“很好！那么，我们再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要渗透进来，想要获得话语权？”
“因为利益！赤裸裸的、肮脏的利益！”
“他们支持某项政策，不是因为它对帝国有益，而是因为它能让他们的工厂拿到订单，能让他们的股票涨价！”
“他们反对某项技术研发，不是因为它不成熟，而是因为它会威胁到他们现有的垄断！”
“他们和某些外国公司勾勾搭搭，不是因为外交需要，而是因为他们能在其中拿到钱！”
“哪怕那些外国，可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
“他们的眼睛里，只有商单！只有利润！为了这些，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的长远利益，可以暗中阻挠帝国的战略布局，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成为内部最脆弱的环节，成为敌人最好利用的突破口！”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叛国？一种更隐蔽、更危险的‘通敌’？！”
“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掌控着报纸，可以颠倒黑白；他们拥有律师，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他们结交权贵，可以影响视听。所以，没人说他们‘通敌’，没人说他们‘叛国’。他们依然是体面的‘工业家’、‘银行家’、‘爱国商人’！”
“而我，一个没有他们那样的万贯家财，没有他们那样的显赫人脉，只是因为写了几篇说了点实话的文章，因为去了趟巴黎带回了敌人正在磨刀的消息，因为呼吁大家警惕这些内部的蛀虫和真正的威胁”
“我就成了可疑分子？我就被质疑通敌？”
“这公平吗？！这合理吗？！”
“这他妈的是哪门子的道理？！”
最后一句，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彻底引爆了台下所有年轻军官的情绪。
“不公平！！！”
“狗屁道理！”
“那些吸血鬼才该被审问！”
“鲍尔先生，我们支持你！”
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许多军官激动地挥舞着拳头，脸色通红。
克劳德的这番话，完美地将他们阶级的傲慢、职业的荣誉感、以及对现状的不满，熔铸成了一柄锋利的、指向明确的情感与政治武器。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说。”
“有人说，要平等，要民主。要让工人上台，要让农民说话。好，我们姑且不论这本身对不对，是否适合德意志的国情与传统。”
“我们就假设，工人和农民，真的获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他们上台后，第一件事会想什么？会做什么？”
“工人会想：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了！能不能只工作八小时？工资能不能再高一点？工厂的条件能不能再好一点？那些讨厌的工头和经理，能不能滚蛋？”
“农民会想：太好了，地租能不能再低一点？税收能不能再少一点？我的土地能不能再多一点？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老爷，能不能别再来指手画脚？”
“他们有错吗？从他们自身的立场看，没有。想过得好一点，轻松一点，这是人之常情，他们没做错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毕竟和我们立场不同，利益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看来他们说的东西离经叛道。但请大家想清楚一点”
“工人的家，在德意志的工厂里。农民的地，在德意志的田野上。他们的根，就扎在这片土地里！”
“无论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希望减租减息，他们的出发点，是改善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是让德意志的工厂运转得更好，让德意志的土地产出更多！”
“他们或许不懂高深的战略，或许会犯错误，但他们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和德意志这片土地的繁荣与安定绑在一起的！ 德意志强盛，工厂才能开工，他们才有工作；德意志安定，土地才能耕种，他们才有收成。他们和德意志，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番论述，朴素，直白。
许多军官，尤其是那些来自庄园家庭、对土地有着天然情感的容克军官，下意识地点头。
是啊，农民离不开土地，工人离不开工厂，这是天经地义。他们的诉求，再怎么过分，也跳不出这个框架。
“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些资本家，那些工业巨头，那些金融大亨，那些我们刚才痛斥的‘寄生虫’和‘暴发户’，他们和这片土地真的有这样不可分割的、生死与共的联系吗？”
“没有！”
“他们的工厂？是可以搬迁的！今天在鲁尔，明天如果别处利润更高，或者这里局势不稳，他们就能把机器拆了，搬到比利时，搬到瑞士，甚至……搬到美国去！只要有钱赚，哪里不能开工厂？”
“他们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