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很烦。
这烦躁不是来自演讲时工友们的麻木或质疑，那让她痛心，但至少是她选择面对的战场。
也不是来自警察偶尔的驱赶或工厂主鹰犬的威胁，那让她警惕，却更坚定了她的信念。
这烦躁来自“家”。来自那栋位于夏洛滕堡区、外表体面宁静、内里却日益冰冷窒息的宅邸，来自餐桌上越来越长的沉默，来自父亲那双日益深沉、看向她时充满了不赞同、失望乃至一丝……疲惫的棕色眼眸。
史比特瓦根教授，柏林大学知名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学者，年轻时也曾是激进派，撰写过批判容克特权、呼吁宪政改革的文章，甚至因此短暂失去过教职。
但随着年岁增长，地位稳固，尤其是娶了一位出身没落容克家庭、对“体面”和“稳定”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妻子后，教授的锋芒渐渐收敛，观点日趋“稳健”，更倾向于在学术框架内探讨“改良”与“调和”。
他依然同情底层，依然认为社会需要改变，但他坚信这改变必须在法律和现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教育、舆论和议会的缓慢推动来实现。
任何试图掀翻桌子的激进言行，在他看来都是不负责任的冒险，只会招致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让来之不易的进步成果毁于一旦。
而他的女儿，杰西卡，却正走在那条他最担忧的激进道路上。
从在工人夜校义务教书，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基层活动，再到最近频繁出现在施普雷河畔的工人聚居区，对着下工后疲惫麻木的工人们演讲，分发那些言辞越来越直接的传单……杰西卡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父亲紧绷的神经上。
父女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从最初的理念辩论，到后来的互相指责，再到最近，几乎变成了冷战。
父亲指责她被危险的理想冲昏头脑、置自身和家庭于险境、成了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煽动暴力的工具。
而她则反驳父亲向现实妥协、忘记了年轻时的理想、成了维护现有不公体系的帮凶。
今天早上，又是一场不欢而散的早餐。父亲放下报纸，看着她臂弯里那个熟悉的粗布口袋，终于忍不住，用尽可能克制的语气说：
“杰西卡，我知道你关心那些工人，这没有错。但你能不能……换一种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式？比如，在大学的慈善社团里做点事，或者为你母亲关注的妇女儿童救助会募捐？”
“你现在的做法，太……引人注目了。昨天，教育部的老同事含蓄地提醒我，要注意影响。你母亲也很担心，她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
又是安全，又是影响，又是担心。杰西卡感到一阵失望和愤怒。她放下刀叉，直视着父亲：
“爸爸，您说的‘安全的方式’，能让工人拿到被克扣的工伤赔偿吗？能让那些穷人的儿子不再因为吸入棉尘而咳血吗？能在市场出问题时，阻止工厂主像扔垃圾一样把成千上万的工人赶到大街上吗？”
“不能！只有组织起来，只有让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有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本身，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您当年不也是这么想的吗？为什么现在却要我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去做些不痛不痒的‘慈善’？”
“杰西卡！情况不一样了！” 父亲的声音提高了，“当年是当年！现在帝国面临的局面更复杂！西边那个疯子政权虎视眈眈，国内矛盾也在激化，任何过激的行动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引发不可控的后果！”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建设性，而不是街头煽动！你这样做，不仅帮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也害了你自己，害了我们全家！”
“所以，为了所谓的‘大局’和‘安全’，我们就要对那些每天发生的、活生生的苦难视而不见，就要继续维持这个吃人的制度吗？” 杰西卡站起身，“爸爸，我看不到您说的‘建设性’在哪里！我只看到妥协，无穷无尽的妥协！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
她抓起那个粗布口袋，转身冲出了餐厅，留下父亲颓然坐在椅子上，和母亲无声的叹息。
一整天，这场争吵的余波都在她胸腔里冲撞，让她心绪不宁
也许……父亲是对的？她的做法真的太过激进，收效甚微，反而让自己和家人陷入不必要的风险？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难道真的回到沙龙和慈善晚会中去，对那些触手可及的不公视而不见？
纷乱的思绪像一团乱麻，缠得她透不过气。她决定暂时离开那些熟悉的街区和面孔，随便走走，理清思绪。不知不觉，她拐进了这条相对僻静的小巷，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就在这时——
“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