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依然沉默。
过了很久，林知墨说：“周大姐那边安排好了。你办完九江的事，回芜湖等我。”
“行。”
“老秦。”
“嗯？”
“小心。”
秦铁山挂断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
窗外的江面铺满夕阳，金红的光从西边斜射进来，把整个走廊染成暖色。他的影子被拉得更长，几乎触到对面的墙壁。
他想起林知墨刚才那句话：“他不是放弃这些符号，是舍不得。他把它们收藏起来，等着再用。”
收藏制服的人，会把它藏在哪儿？
他走出港务局大楼。
1996年3月14日，傍晚六点二十分。
芜湖开往九江的长途汽车站，最后一班车正在检票。
秦铁山买了票，把唯一的行李袋扔上行李架。车里没几个乘客，他选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窗玻璃推开一道缝。
车驶出车站时，暮色已经完全笼罩了这座城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还没发芽，光秃的枝丫在路灯下像细密的蛛网。
他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码头轮廓，看着江面上那些亮起灯火的货船。
他想：如果殷国梁此刻也在这江边的某个角落，他会站在哪儿？
是站在高处，俯瞰每一条船的进出港？还是混在码头工人堆里，听他们聊各船的闲话？
或者，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去打听。他在这条江上干了二十年，有的是愿意给他通风报信的人。
车驶上长江大桥，桥下江水黑沉沉的，航标灯一明一灭，像眨动的眼睛。
秦铁山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1996年3月14日，深夜十一时。
北京，公安部刑侦局307室。
灯还亮着。
林知墨没有回家。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份档案：殷国梁的违纪处理决定书、1994年九江分局稽查科人员花名册、长江沿线1990-1995年所有未破船员失踪案的卷宗摘要。
赵晓峰端着一杯热茶进来，轻手轻脚放在桌角。
林知墨没有动。
他在看殷国梁的照片。
黑白一寸照，从工作证上翻拍的，边缘有锯齿状的裁切痕迹。照片里是个四十三岁的男人，方脸，寸头，眉骨上一道浅色的旧疤，把右眉分成两截。
他穿着港监制服，双排扣，肩章，领口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眼睛直视镜头，没有笑，也没有其他表情——标准的工作证件照，每年成千上万张中的一张。
但林知墨看着那双眼睛。
不是凶残，不是戾气。是一种奇异的、几乎可以称作“专注”的神情。像猎人望向猎物之前，先确认自己手中武器的重量。
赵晓峰忍不住问：“林主任，您看什么呢？”
林知墨没有抬头。
“他在看镜头。”林知墨说。
赵晓峰没听懂。
“大部分人在拍工作证照片时，看的是照相机的镜头。”林知墨说，“他看的是镜头后面的人。”
他顿了顿：“他习惯审视别人。”
他把照片放下，拿起1994年九江分局稽查科的人员花名册。
殷国梁那一页折了角。
他逐行读下去：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参加工作时间，职务，奖惩记录，离岗原因。
离岗原因那一栏，手写着四个字：“开除公职”。
林知墨的目光停留在“参加工作时间”那一行。
1978年12月。
他闭上眼。
1978年。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改革开放元年，无数人命运转折的节点。
殷国梁没有去考大学。他选择穿上制服，成为长江上一名普通的港监稽查员。
十八年后，他被开除。离开时带走了这套制服。
林知墨睁开眼。
他想起自己重生前，在医院病床上写下最后那行字时的感觉。
不是恨，是不甘。
他把花名册合上。
“周倩，”他说，“帮我查一下长江沿线1994-1995年期间，所有因经济纠纷、劳动仲裁、企业改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记录。”
周倩从电脑前抬起头：“范围是……”
“重点查九江、黄石、武汉三地。”林知墨说，“殷国梁被开除后没有迁出江西，但他不可能凭空消失。他需要吃饭，需要落脚点，需要能够接触船员信息又不被警方注意的掩护身份。”
他顿了顿：“这样的人，往往会混迹于跟他有相似遭遇的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