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1991年的港监系统制服采购清单，字迹已经褪成淡棕色。他找到1992年的配发登记册，有单位领用记录，没有个人签名。他找到1993年的换装通知，交通部文件，要求长江全线统一制服标准。
他找到1994年的经费报表。
那一页被他从柜底抽出来时，纸张脆得几乎要碎裂。表格里有一行手写的备注，蓝色钢笔字，潦草但清晰：
“九江分局，新制服配发缺口40%，因经费未到位，部分人员继续使用旧款制服。所缺铜扣已申请补发，未批。”
秦铁山的手停在半空。
1994年，九江。新制服缺口四成，还在用旧款铁扣。
他想起昨天电话里林知墨说的话：“正规军不用铁扣了。穿铁扣制服的，不是假港监，就是两年没发新装的老弱残兵。”
他把这页纸小心地折好，塞进内衬口袋。
下午两点四十分，芜湖港，港务局大楼。
秦铁山站在二楼走廊，透过窗户看见江面上往来的货轮。他的影子落在水磨石地面上，被西斜的阳光拉得很长。
兜里的手机响了。
“老秦。”林知墨的声音从听筒传来，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轻微电流杂音。
“秀才，我这边有发现。”秦铁山压低声音，“1994年九江分局没换完装，有部分人还在用旧款铁扣制服。刘大勇那艘船的水手说，要债那人和带他走的制服男，身形很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这边也查到了。”林知墨的声音比平时更慢，像在斟酌每一个字，“1994年长江港监系统违纪通报，九江分局稽查科原副科长，殷国梁，因索贿、暴力伤人被开除。制服和证件没有依规收回，单位追索过，没追回来。”
秦铁山握紧手机。
“多大年纪？”
“43岁，现在45。”林知墨说，“照片我看到了，方脸，寸头，眉骨有道旧疤。”
秦铁山闭上眼。
码头上那年轻水手说的话，老搬运工借火时聊起的闲话，档案柜里那页脆黄的经费报表——所有碎片在黑暗中慢慢聚拢，拼成一个模糊的轮廓。
殷判官。
“秀才，”秦铁山睁开眼，“你在北京还能查到什么？”
“查他的去向。”林知墨说，“1994年被开除后，他没有留在九江。户籍记录显示当年7月他迁出江西，但没有迁入地。社保、医保、工资账户全部中断——他彻底从体制内消失了。”
“消失了，还能作案？”
“消失了，才更危险。”林知墨说，“他带走了制服，带走了证件，带走了十六年积累的所有权威符号。他不是放弃这些符号，是舍不得。他把它们收藏起来，等着再用。”
秦铁山听懂了。
不是没落的稽查员，是蛰伏的猎人。
“还有一个细节。”林知墨说，“通报里写他‘索贿、暴力伤人’，但没有写具体过程。我调了当年九江分局的内部调查材料。”
电话那头传来翻页声。
“1994年3月，殷国梁带人夜查一艘安徽籍货船，以‘船检证书过期’为由，向船主索要现金五千元。船主当场给了三千，说余款靠岸后补。殷国梁收了钱，但没有开具任何凭证。三天后，另一组稽查员上船检查，发现证书有效，未过期。”
“船主返航后向分局投诉。殷国梁在停职调查期间，曾私下找到该船主，‘劝说’其撤回投诉。劝说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船主肋骨骨折。”
林知墨顿了顿。
“行内人，夜查，现金，没有凭证，暴力收尾。”他的声音很轻，“老秦，这不是他第一次穿制服‘招募’人。1994年3月那晚，他只是要钱。现在他要的是人。”
秦铁山握紧手机，指节发白。
“他这两年躲哪儿了？”
“不知道。”林知墨说，“但他在长江沿线还有信息渠道。每一艘船的人员变动、每一名船员的弱点、谁欠了赌债、谁离了婚、谁上岸后无处可去——他都知道。”
“他还有同伙。”
“至少一个。”林知墨说，“单人作案带不走四个。”
秦铁山望向窗外。
江面上，一艘拖轮正缓缓经过，船尾拖出长长的白浪。
“秀才，”他说，“我去九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那边没有你了。”林知墨说。
“我知道。”秦铁山说，“但殷判官是从九江起家的。他1994年之前干了二十年稽查，每条船、每个码头、每个能藏人的角落，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要想知道他这两年躲在哪儿，得先知道他以前在哪儿活动。”
林知墨没有说话。
“而且，”秦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