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敌坐在主位，面前摊着林知墨刚提交的《环境压力与暴力犯罪触发——上海“2·26”系列袭击案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他看得很慢，有时停下来，重新翻回前页。
会议室里很安静。林知墨坐在对面，没有催促。
四十分钟后，张克敌合上报告。
“你这份东西，”他开口，“不像是案件分析报告。”
林知墨看着他。
“像提案。”张克敌说，“给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提案。”
林知墨没有说话。
“你建议建立职工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张克敌问。
“建议试点。”林知墨说，“先在大型国企，每年对高危岗位职工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不需要多复杂，一份问卷，一次面谈，把那些撑着不说的人筛出来。”
“经费呢？”
“预防的成本，永远低于侦破。”林知墨说，“十二起案件，五个重伤，七次全市性大排查，两个月无法破案的舆论压力。这笔账，部里可以算。”
张克敌没有反驳。他沉默了一会儿。
“上海方面反馈很好。”他说，“陈支队长的结案报告专门提到，没有你的侧写，这个案子可能还要拖几个月。”
林知墨没有接话。
“报告我会转呈部领导。”张克敌说，“能不能批，批多少，我说了不算。”
“明白。”
“还有，”张克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上海市局正式来函，邀请你下周去给他们第一期刑侦骨干培训班讲课。题目他们定了，就叫‘行为证据分析在系列案件侦破中的应用’。”
他把文件推到林知墨面前。
“这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张克敌说，“把方法论教给更多人。”
林知墨接过文件，看着那些打印工整的铅字。
他想起三年前，在南江档案科的积案堆里，他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把他的知识，变成更多人的工具。
那时他以为这只是个遥远的梦想。
“我会去。”他说。
1996年3月11日，星期一。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礼堂。
台下坐着两百多名来自全市各分局的刑侦骨干，最年轻的二十出头，最年长的鬓发已白。他们手里都拿着那份刚印发的案例汇编——《上海“2·26”系列袭击案侦破纪实》。
林知墨站在讲台上，没有讲稿。
“这个案子，”他开口，“破了三十五天。”
台下很安静。
“前三十三天，你们在错误的方向上努力。”他说，“后两天，换了方向，案子就破了。”
有人低下头，有人交换眼神。
“这不是你们无能。”林知墨说，“是你们用的工具，对付不了这类罪犯。”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
行为证据。环境压力。心理代偿。
“周国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系列暴力犯。他不为钱，不为色，不为仇。他犯罪，是因为他病了十五年，没人帮他治。”
台下有人举手。
“林主任，您这不是给他脱罪吗？”一个年轻刑警站起来，“他病了，就可以打人？”
林知墨看着他。
“我没有给他脱罪。”他说，“法律该怎么判，是他的事。我要你们看见的，是另一件事。”
他顿了顿。
“1980年到1985年，他十七次走进医院，十七次被开了止痛药打发走。没有人问他：你工作环境怎么样？你睡眠好不好？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活着没意思？”
台下安静了。
“1985年以后，他不再去医院。不是因为病好了，是因为他放弃了。”
林知墨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
“然后他花了十一年，自己找药方。他找到的，是犯罪。”
他环视台下两百多双眼睛。
“你们都是刑警。你们的任务是抓坏人。但如果你只会在坏人作案后抓他，你就永远比坏人慢一步。”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行字：
预防，才是最高级的破案。
台下沉默了很久。
然后，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零星的掌声，渐渐汇成一片。
林知墨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穿着警服的人，看着他三年前在南江档案科里连想都不敢想的场景。
他想起周国富说的那句话：“我那台机器，是不是还能修？”
他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此刻台下这两百多个人，手里都有了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