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回到北京。
307室里，赵晓峰已经把赵永固案的案例库建完，正对着屏幕做最后的校对。周倩在整理上海之行的所有资料，按日期编号归档。秦铁山的借调手续终于办妥了，正靠在窗边喝他媳妇寄来的新茶。
一切如常。
林知墨走到自己桌前。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落款，邮戳是“上海”。
他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手写的贺卡，普通的文具店买的那种，封面印着几朵廉价的塑料烫金梅花。
翻开，里面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字迹生涩，像很多年没提过笔：
“林警官，赵老师说谢谢您。我也是。——钱小军”
林知墨看了很久。
他把贺卡放在抽屉里，和赵永固那封信放在一起。
然后他打开窗户，让早春的风灌进来。
窗台上的水仙花谢了，秦铁山媳妇又送了一盆新买的君子兰，叶子宽厚油亮，还没结苞。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大院里进进出出的警车。
秦铁山端着茶杯走过来，和他并肩站着。
“秀才，”秦铁山说，“上海那个案子，你写报告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也写进去了？”
林知墨没有回答。
秦铁山也不追问。他喝了一口茶，咂咂嘴：“你嫂子说，你年前那阵子脸色不好，让我多盯着你吃饭。”
他顿了顿：“她说你这种人，脑子里东西太多，嘴上又不肯说，最容易出事。”
林知墨依然没有说话。
但他站在窗前，很久没有离开。
1996年3月20日，春分。
《环境压力与暴力犯罪触发》专题报告经公安部刑侦局转呈，分别送达卫生部疾控司、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三天后，张克敌的秘书打来电话：卫生部来函，表示将在“九五”职业病防治规划中，首次将“职业心理健康”列为专题研究项目。
又过了一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周国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决书在量刑理由中，首次引用了精神鉴定结论关于“被告人患有长期慢性疼痛及抑郁状态”的内容。
林知墨没有去旁听。
那天他正在公安部礼堂，为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刑侦骨干讲授第一期“行为证据分析”高级培训班。
台下坐着五十名学员，最小的二十六岁，最大的四十七岁。
他们将在三个月后回到各自所在的省市，成为特殊犯罪心理分析中心在全国各地的第一批“种子”。
课程结束时，有个年轻的云南学员举手问他：
“林主任，犯罪心理学真的能预防犯罪吗？”
林知墨沉默了几秒。
“不能。”他说，“犯罪心理学不能预防犯罪。能预防犯罪的，是让每个像周国富那样的人，在第一次想伤害别人之前，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痛苦。”
他顿了顿：“犯罪心理学能做的，是让那些痛苦被听见。”
台下安静了很久。
然后，下课铃响了。
林知墨收拾好讲稿，走出礼堂。
三月末的北京，柳树已经抽芽，空气里浮动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长安街的车流，看着远处新建的高楼，看着这座他越来越熟悉的城市。
他想起周国富二十岁进厂时的照片，钱小军那张手写的贺卡，陈永年说的“用罪恶惩罚罪恶，永远不是正道”，赵永固信上的“他把我也拉进了深渊”。
他想起沈冰在电话里说的：“方主任说，你需要学会走出来。”
他想起秦铁山在雪地里说的：“你把走错路的人带回来了。这就是正义。”
他不知道什么是正义。
但他知道，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有脚印。
那些脚印很浅，风一吹就散了。
但在他身后，有人踩着他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这就够了。
他走下台阶，向主楼走去。
307室的灯光还亮着。
赵晓峰在修改明天的培训课件，周倩在更新全国案件数据库，秦铁山在给南江的旧同事打电话——吹嘘他这几天在部里学到的“先进经验”。
林知墨推开门。
“林主任！”赵晓峰抬起头，“沈姐刚才来电话，说省厅的数据接口调试好了，以后可以实时调阅华东六省一市的案件简报！”
周倩敲下最后一个回车键：“全国案件行为标签库第一版建完了，一共收录1985-1995年部督案件四百二十七起，省督案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