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富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坐在诊室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医院的小花园，几株玉兰结了毛茸茸的花苞，在乍暖还寒的风里轻轻摇晃。
他盯着那些花苞，看了很久。
鉴定专家姓苏，六十多岁，银发，戴金丝边眼镜，语速很慢，像怕惊动什么。他用了整整三个小时做各项检查：脑电图、焦虑量表、抑郁量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林知墨没有进诊室。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面前摊着周国富的卷宗，但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十一点二十分，诊室的门开了。
苏教授走出来，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他的动作很慢，像在整理思路。
“林主任，”他开口，“您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了。”
林知墨站起来。
“周国富的偏头痛，医学诊断是‘慢性每日头痛’伴‘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苏教授说，“前者是原发病，后者是继发病——他吃太多止痛药，药物本身成了新的致病源。”
他顿了顿：“这种病，不致命，但非常痛苦。持续性的、中到重度的头痛，每天发作，没有预兆，没有规律。患者常形容‘像有根钉子钉在太阳穴里’。”
林知墨没有说话。
“十五年。”苏教授轻声说，“我很难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重新戴上眼镜。
“关于刑事责任能力，我的结论是：周国富作案时意识清晰，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有完全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他没有精神分裂症，没有躁狂症，没有器质性脑病。在法律意义上，他是完全责任能力人。”
林知墨点了点头。这是他预料之中的答案。
“但是，”苏教授话锋一转，“这不等于他的心理状态是‘正常’的。”
他看着林知墨：“他患有长期的、未得到有效治疗的慢性疼痛，伴有显著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种状态持续十五年，已经对他的认知模式、情绪调节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选择暴力作为缓解疼痛的手段，不是‘精神病人’的妄想行为，而是一个绝望的、信息闭塞的、缺乏社会支持的普通人，在试遍所有合法途径后，找到的一种畸形的自我治疗。”
苏教授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落在林知墨心上。
“他不是魔鬼。”老人说，“他只是一个人，病得太久，撑不住了。”
林知墨沉默了很久。
“苏教授，”他终于开口，“这份鉴定结论，会写进报告吗？”
“会。”苏教授说，“我会把每一个字都写清楚。怎么量刑是法院的事，我的职责是让法庭看见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份薄薄的案卷。”
他转身，轻轻推开诊室的门。
周国富还坐在窗边，姿势和三个小时前一模一样。他听到脚步声，转过头。
苏教授走到他面前，弯下腰，平视着他的眼睛。
“周国富同志，”老人说，“你这十五年，受苦了。”
周国富怔住了。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他的眼眶，慢慢地，红了。
下午两点，林知墨返回闸北分局。
陈支队长正在办公室等消息，看到林知墨，立刻站起来：“林主任，鉴定结论怎么样？”
“完全责任能力。”林知墨说。
陈支队长松了一口气——这是公诉顺利推进的前提——但又立刻收敛了表情。
“那下一步……”
“通知检察院吧。”林知墨说，“该走的程序，都走完。”
陈支队长点点头，拿起电话。
林知墨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不想停下来。
周倩从会议室探出头：“林主任，上海刑侦总队那边来电话，问您什么时候有空，想请您给他们的侦查员讲一次课，就讲这个案子的侧写思路。”
林知墨没有回答。
周倩看着他，小心翼翼地问：“您……是不是不太舒服？”
“没有。”林知墨说，“课可以讲。时间你们定。”
他转身，向楼梯口走去。
“林主任。”周倩叫住他。
林知墨停步。
“周国富的妻子，”周倩轻声说，“今天又来看守所了。她给周国富带了换季的衣服，还有一瓶他自己做的辣椒酱。”
她顿了顿：“看守所的人说，周国富接过辣椒酱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林知墨看着她。
“他说：‘你跟儿子说，爸爸出门修机器了，修好了就回家。’”
走廊里很安静。
林知墨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很久，然后转身，一步一步走下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