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林知墨独自来到闸北分局附近的公交站。

    这是第三起案件的案发地。他看过照片，看过笔录，看过现场勘查图。但他需要亲眼看看，在夜晚九点，这条巷子到底是什么样。

    七点十五分，天已经全黑。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灯泡老旧，光晕昏黄。巷子两侧是老式居民楼，窗户里透出零星的灯光，电视机的声音隐约飘出。

    他站在巷口，看着下班的人三三两两走过。他们步履匆匆，低着头，很少有人交谈。

    一个穿工装的女人从公交车上下来，拎着布袋，朝巷子里走。她大概四十岁，头发随便扎着，肩膀微微前倾，像背着重物。

    林知墨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暗的巷子深处。

    他想起周国富说的：“她走在前面，低着头，走得很慢。”

    不是美色的诱惑，不是仇恨的驱使。

    只是那个姿态，和他自己下班时的姿态，太像了。

    他看见的，不是猎物。是镜子。

    林知墨在巷口站了很久。

    直到周倩打来电话，说陈支队长请他回去，检察院的人到了。

    他收起电话，最后看了一眼那条巷子。

    路灯还是那么暗，路还是那么长。

    但今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会再有被袭击的恐惧了。

    1996年3月5日，星期二。

    周国富被依法逮捕，同日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陈支队长在结案报告上签完最后一个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抬头看着林知墨，想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却发现所有词句都显得单薄。

    “林主任，”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以后上海再有疑难案子，我第一个打电话给您。”

    林知墨点了点头。

    下午四点，他带着周倩离开闸北分局。

    陈支队长坚持送到门口。临上车前，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林知墨手里。

    是一张黑白照片，边缘有些磨损，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这是周国富1980年进厂时的留影。”陈支队长说，“他妻子今天送来的，说想给您留个纪念。”

    林知墨低头看着照片。

    二十岁的周国富站在轧钢车间门口，穿着崭新的工装，胸前的厂徽闪闪发亮。他对着镜头，有些局促地笑着，露出不太整齐的牙齿。

    那双眼睛里，没有十五年后的疲惫，没有十五年后的沉默。

    只有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林知墨把照片放进口袋，贴着心脏的位置。

    “谢谢。”他说。

    车子驶出分局大院，汇入上海的晚高峰车流。

    周倩在后座整理资料，忽然问：“林主任，您那份报告，会发到全国吗？”

    “会。”林知墨说。

    “那周国富的事，”周倩迟疑了一下，“会有改变吗？”

    林知墨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着窗外流动的灯火，看着那些骑自行车下班的人，看着公交站台排起的长队，看着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正在回家的人。

    “也许。”他说，“也许很慢。但会有的。”

    周倩没有再问。

    车子驶过外滩。黄浦江在夜色中缓缓流淌，江轮鸣笛，声音低沉悠长。

    林知墨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

    他听见机器的轰鸣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但他知道，那不是周国富脑子里的那台。

    那是他自己心里的那台。

    他还没有学会把它修好。

    但他知道，工具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