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入春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雨丝斜密如织，打在闸北分局审讯室的玻璃窗上，汇成一道道扭曲的水痕。屋里没有开灯，下午三点却暗得像傍晚。
林知墨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周国富的审讯笔录。他已经看了三遍，每一个停顿、每一个“我不知道”、每一个长久的沉默，都用红笔圈出。
周倩推门进来，收起湿淋淋的伞，把一份传真放在桌上。
“林主任，沈姐发来的。”
林知墨拿起传真。沈冰的字迹一如既往的工整：
“林主任：调取周国富1980-1995年医疗记录。闸北区中心医院门诊档案显示，他因‘头痛’就诊17次，1985年后再无记录。开药记录：去痛片、颅痛定、布洛芬，剂量逐年增加。1984年一次急诊记录主诉‘头痛欲裂，伴恶心呕吐’，留观四小时后自行离院。”
“另，走访周国富妻子。其妻陈述：周国富‘十几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坐起来发呆’‘问他怎么了，说没事’。妻子称其‘脾气不算坏，就是闷，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关于作案时间，其妻证实周国富‘去年11月以来调过几次班，说是车间检修安排’，未起疑心。”
“补充：周国富儿子就读初中二年级，班主任评价‘内向、成绩中等、从不惹事’。其子对父亲评价：‘我爸很累，下班回家就躺着，不怎么说话。’”
林知墨放下传真，看着窗外模糊的雨幕。
十七次就诊，十九盒止痛药，十五年。
他把这些数字在心里换算成别的东西：十七次鼓起勇气求助，十九次失望而归，五千多个被轰鸣声填满的夜晚。
周倩轻声问：“林主任，这些医疗记录……能作为量刑情节吗？”
林知墨没有回答。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雨打在玻璃上，顺着那道细细的裂缝往下淌。
“他为什么不看了？”林知墨像是在问周倩，又像是在问自己。
周倩想了想：“可能……觉得没用？”
“不是。”林知墨说，“1985年以后他不去就医，不是因为他觉得没用。是因为他有了别的止痛方法。”
周倩怔住。
“他用暴力止痛。”林知墨转过身，“第一次是意外，他发现打人之后，脑子里的轰鸣会暂停一段时间。第二次是有意重复。第三次是成瘾。”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早就知道的结论：“他不是在作案，他是在服药。那些受害者的后脑勺，是他的止痛药。”
周倩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1985年到现在，十一年。”林知墨说，“他在用十一种方式给自己开处方。没有医生，没有诊断，没有疗效评估。他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用自己的罪做代价。”
他顿了顿：“然后他成了自己唯一的药剂师。”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陈支队长探进半个身子，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林主任，技术科在周国富家找到了！锤子藏在阁楼隔板里，手柄上的黑胶布和您说的一模一样！”
林知墨没有意外。
“还有，”陈支队长压低声音，“他妻子刚才来送换洗衣物，说想见您。”
林知墨抬起眼睛。
会见室是一间更小的房间，只有一张长桌，两把椅子。
周国富的妻子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五十不到，看起来却像六十。头发灰白，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像干涸的稻田。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手指粗糙，关节突出，是长年做缝纫活留下的痕迹。
看到林知墨进来，她站起来，又不知该不该站，局促地搓着手。
“坐。”林知墨说。
她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攥得发白。
“同志，”她开口，声音沙哑，“我家国富……他到底犯了什么事？”
林知墨看着她。她不知道。她丈夫在外面袭击了十二个女人，她什么都不知道。
“他没跟您说？”林知墨问。
她摇头：“他什么都不说。十几年了，什么事都闷在心里。我问，他不答。后来我也不问了。”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他是好人。”她说，声音很轻，“真的，他是好人。不抽烟，不喝酒，工资每个月按时交。对儿子也好，虽然话不多，但儿子要买什么书，他从不犹豫。”
她抬起头，看着林知墨：“同志，他到底做了什么？”
林知墨沉默了几秒。
“您丈夫，”他说，“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持续了十五年。”
她怔住了。
“偏……头痛？”
“他没跟您说过。”
她摇头，摇得很慢。
“他每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