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分局的会议室里，十二名抽调来的派出所民警坐成两排，面前摊着各自负责的企业名单。周倩在黑板上写下排查要点：三班制企业、男性、42码回力鞋、近期无旷工记录但可能有调班申请。
林知墨站在窗边，没有插话。周倩把任务布置得很清晰，民警们陆续领命出发。
陈支队长走到林知墨身边，递了支烟，林知墨摆手。
“林主任，”陈支队长的语气比两天前多了几分信服，“您这方向……我们之前不是没想过。但三个区，几百家工厂，十几万夜班工人，筛不过来。”
“不需要筛十几万。”林知墨说，“筛有变量的人。”
陈支队长没听懂。
“他的作案周期不是完全固定的。”林知墨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12月3号，12月17号，1月4号，1月11号，1月19号……间隔最短11天，最长14天。他不是每周固定某一天作案，而是每隔一段时间，某个开关就会被触发。”
“什么开关？”
林知墨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或者说，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推断那个开关是什么。
下午三点，第一波反馈陆续回来。
第七毛纺厂，保卫科长拿着一份考勤簿：“有个保全工，姓周，周国富，40岁，在我们厂干了十六年了。去年11月到今年2月，调过四次班，都是夜班调中班。问他为什么，说家里有事。”
“什么事？”
“不肯说。”保卫科长摇头，“这人性格孤僻，平时跟同事不怎么来往，下班就走。”
林知墨接过考勤簿，看着那些调班记录。
12月1日，夜班调中班。两天后，第一起案件。
12月15日，夜班调中班。两天后，第二起案件。
1月2日，夜班调中班。两天后，第三起案件。
不是巧合。这是刻意安排——他把作案当晚的时间空出来，让自己能够出现在那片昏暗的巷弄里。
“他结婚了？”林知墨问。
“结了，老婆没工作，有个儿子，上初中。”保卫科长说，“住老闸北棚户区，天通庵路那一带。”
林知墨的手指在桌沿轻轻敲了一下。
天通庵路。第一起案件发生地，就在那个区域方圆两公里内。
“他家离第一起案子的现场有多远？”
保卫科长想了想：“走路十五分钟。”
林知墨站起身：“去看看。”
下午四点二十分，天通庵路。
这是上海典型的老棚户区，逼仄的弄堂如毛细血管般向深处延伸，头顶是密如蛛网的电线，脚下是终年潮湿的水泥路。两边是自建的二层小楼，楼与楼之间近得可以隔窗握手。
林知墨走在弄堂里，没有穿警服，但那股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气息还是让一些晾衣服的老太太侧目。
周国富的家在弄堂尽头，底楼朝北，终年见不到阳光。门口堆着杂物，一辆老旧的永久自行车靠在墙边，轮胎气很足。
他们没有敲门。只是经过。
林知墨在那扇斑驳的木门前停了两秒。
他在听。不是听屋里的声音，是听周围的声音——隔壁电视机里放的沪剧、楼上小孩练琴的断续音符、远处弄堂口小贩的叫卖。
然后他转身，对陪同的闸北刑警说：“他每天下班走这条路回家。”
不是疑问，是陈述。
晚上七点，闸北分局。
排查组把所有线索汇总。周国富，40岁，上海第五钢铁厂下属轧钢车间保全工。1980年顶替父亲进厂，工作十六年，无任何违纪记录，无前科，甚至连交通违章都没有。
“模范工人。”陈支队长看着档案，“从来没评上过先进，但也从来没出过差错。领导评价是‘老实、本分’。”
林知墨翻着档案，一句话也没说。
“林主任，”陈支队长有些沉不住气，“这人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工人。万一不是他，咱们这么大阵仗，回头不好交代。”
林知墨抬起眼睛。
“他家里有锤子吗？”他问。
陈支队长一愣：“还没查，怕打草惊蛇。”
“不用查。”林知墨说，“肯定有。保全工的必备工具，单位发的，他用了十几年。”
他顿了顿：“锤子手柄上缠着黑胶布，他自己缠的，缠得很整齐。”
陈支队长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
林知墨没有解释。他只是看着档案上那张一寸黑白照片——周国富的脸，普通到丢进人海再也捞不出来。
他有十六年工龄。他有一双修机器的手，灵巧、有力。他在嘈